青年周恩来的“海军梦”——《海军说》

1915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的周恩来写了一篇题为《海军说》的作文，不太为众人所知。文章寥寥不足800字，虽半文半白，但行文流畅、逻辑缜密，该文直抒胸臆，表达了他心中蕴藏的“海军梦”和“强国强军”的远大志向。
　　“军盛则国强，军颓则国弱”
　　在《海军说》一文起首，周恩来开宗明义：“是以立国于今世者，无不视其军事之强否，以判其国优劣。军盛则国强，军颓则国弱，斯人人所奉为公理，百验不磨者也。”由此直接阐明军事与强国的直接关系。这样的见地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常识，然而，放在20世纪初的历史背景下，却不同凡响。当时，即便是一些名师巨擘，对“公理战胜强权”仍心存幻想。1918年1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散，梁启超认为：“‘国际联盟’是实现‘将来理想的世界大同’的‘最良之手段’……盖侵略主义既为天下所共弃，此后我友邦断无复有以此加诸我。藉曰有之，而亦必有他方面之制裁，使莫能发，故此后更无国防之可言。”这样的断言在100多年以后的今天来看，还是太过理想了。
　　相反，当时年仅17岁的周恩来却能够通过各种假象看到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本质，他在同一年写的《或多难以固邦国论》一文中，历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事实：“自海禁大开，强邻逼处，鸦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战，法人欺我；布楚之约，俄人噬我；马关之议，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诸国协力以谋我，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岌岌乎不可终日。”在《海军说》中明确表示：“当此廿世纪，强权潮流之日，我神州存亡危急之秋”，“外人鲸吞蚕食之议，瓜分豆剖之思，无稍息焉”。反映了周恩来对世界局势的清醒认识和对民族危机的深沉忧虑，他在《海军说》中特别提醒国人，20世纪，强权政治正在形成一股世界潮流，国人应该认清时势，放弃各种幻想，在当时无异于振聋发聩。
　　“海军实为军事之先驱也”
　　在周恩来成长的年代，远道而来的帝国主义列强用几艘军舰、几门大炮就轻而易举地进入中国烧杀抢掠，这无疑给他年少的内心留下极大的伤痛，他深切感悟没有强大的海军，海防形同虚设，只有建设强大的海军，中华民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被侵略被侮辱的命运，进而在世界民族之林争一席之地。他在《海军说》中将海军与陆军进行比较来凸显海军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他说：“陆军仅能施威于境内，擢武于边疆，山川之阻，有难色焉。不若海军之可航彼领湾，守我海港，保卫旧疆土，辟新大陆，惟焉是赖。”
　　为表明自己的观点，周恩来还以英国和日本为例，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阐明近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掠夺、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就是因为依仗了他们的海军。他说英国本土只有小小的三个岛屿，但它凭借强大的海军，用“军舰”和“大炮”，控制了大片殖民地，雄居世界领导地位。同样是弹丸之地的岛国日本也不例外。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国土面积、人口数量数倍于自己的清政府，逼迫清政府与之签订《马关条约》，“占台湾，据朝鲜，居近世之后起”，其后又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一跃成为黄种人中的“佼佼者”。
　　值得关注的是，周恩来还以独到的观察力，指明国力和国民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凭借海军之力不仅抢夺世界的巨额财富，而且造就了它们本国的国民性，即国民性多表现为雄心勃勃，争强好胜，意志坚定，这就使得他们在“物竞天择”的人类进化中处于优越地位。总而言之，西方列强自国家到民众优越感的来源：“何非其国势之强、军势之盛，又何非其海军之力，足以震撼寰球有以使之乎？”周恩来最后总结得出“海军实为军事之先驱也”的结论。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对强大海军的渴念，让周恩来不能不忧虑中国的状况。在《海军说》中，他痛陈中国近代统治者夜郎自大，不思进取，最后在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被迫打开海禁，方如梦初醒。然而，即便如此，依然不能知耻而后勇，在实际的改革中积重难返、步履维艰。以海军创建中的训练一项为例，“砲（编者注：今作“炮”）不研改良之术，兵不教施放之精”，“泄泄沓沓，昏昏梦梦，终日酒地花天，于军事无丝毫研究”。军队的腐败、慵懒，最终导致甲午之战“全军覆没，虚容尽失；割地丧师，真情毕露。强盛之希望既成泡影，和平之期意复为幻想”。历史事实正如周恩来所言。随着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清政府不仅未能从失败中总结教训，反而破罐子破摔，一举撤销了海军衙门，大量海军将领和海员被开缺回籍，海军建制几乎废弛，中国的海岸线上仅仅剩下船舰装备都极差的南洋海军，旅大、威海卫、胶州湾等港口纷纷落入列强之手。周恩来发出痛彻肺腑的感叹：“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夫海军之练，其耗费固大，然成功用之甚广”
　　民国初建，在是否“重整海军”的问题上依然犹豫不决。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甲午战败，清政府一蹶不振，中国的良港基本上全被各国列强“租”用，已经不在政府的掌控之中；另一方面，国库空虚，国家财政因各种不平等条约中的经济赔偿而变得异常困难。
　　即便如此，周恩来依然发出“强我海军”的呼吁，并陈述理由和建言：第一，虽然海军训练花费巨大，但与海军训练对国家民族的重大意义相比，依然利大于弊。“夫海军之练，其耗费固大，然成功用之甚广；虽今日耗无限之金钱，亦所不恤”。第二，中国要摆脱列强控制，不能借债来训练军队，但可用国家税收来用作训练之资，因此，今后政府的着力点应该在于如何增加税收上。第三，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好的军港很多，“若秦皇、若葫芦、若象山”（编者注：河北秦皇岛、辽宁葫芦岛和浙江象山），这些都还在中国主权的控制之下，完全可以开发出来用作海军训练的场所。在文章最后，周恩来充满信心地总结：“果尔，则国之强，可操左券。挽神州之陆沉，作中流之砥柱，欲执世界牛耳，保东亚和平，舍海军其谁归？舍海军其谁归哉！”字字千钧，承载着青年周恩来对复兴国家和民族的一份沉甸甸的希望。
　　参加革命后，虽然周恩来从领导南昌起义开始就战斗在军事斗争的第一线，但是，由于物质条件所限，建设、发展海军的向往依然只能是一个梦想。新中国的成立让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百废待兴的共和国建设初期，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协助毛泽东开创中国人民海军事业，可以说，周恩来青年时代孜孜以求的“海军梦”终于开始实现。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