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是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人？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国古代历史还有许多未知领域，考古工作任重道远。比如，夏代史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通过考古发现来证实为信史就显得特别重要。又比如，‘三皇五帝’等史前人物，是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人？也需要考古工作去揭开谜底。”“三皇五帝”作为古文献中的上古圣王，在中国家喻户晓，他们是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人一直是人们高度关注的问题。
　　目前，“三皇五帝”研究的难点，一是缺乏直接的考古学证据，尤其是文字考古证据；二是“三皇五帝”的说法历来众说纷纭，例如，“三皇”有“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等多种说法，“五帝”则有“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等多种说法。结合近年来陆续出现的许多考古学新证据，与有关古文献相印证，“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可能更有资格代表“三皇五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三皇五帝”的来源有着真实的历史形象和历史背景。
       燧人氏
　　燧人氏的主要历史功绩为“钻燧取火，以化腥臊”，是发明推广人工控制用火、人工取火技术的代表性人物。虽然早期人类钻木取火、打石取火的证据难以获取和论证，但考古工作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距今70万—23万年的北京周口店遗址“发掘出原地埋藏的烧骨、烧石和石灰岩块变成石灰的现象，并发现集中用火的部位，即火塘”，说明晚期北京猿人具有人工控制用火能力。在山西沁水下川遗址富益河圪梁地点，距今4.3万—3万年的旧石器晚期早段文化层中，发现“有火烧痕迹的砾石和断块43件、扁平状砾石（过去称石磨盘）64件、赤铁矿58件、赤铁矿颜料10件”，打制工具以黑色燧石为主，做石磨盘和构筑火塘以石英砂岩为主。在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S29地点，距今2.25万—1.8万年的第七到第二文化层共有人工用火遗迹285处，均为一次性使用形成，多为平地用火，少量为圆坑状用火遗迹，用火遗迹数量在第四文化层达到最高峰95处。柿子滩遗址石制品以燧石为主，而燧人氏之“燧”也含有燧石之意。柿子滩遗址S29地点各文化层年代跨度大体与末次冰盛期吻合，末次冰盛期从距今2.65万年持续至1.9万年，气候变冷是导致人类取火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综上所述，燧人氏时代宜为距今4.3万—2万年。
       伏羲氏
　　伏羲氏的主要历史功绩为作八卦、“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是渔猎社会的代表性人物。八卦由三画一组的阴阳爻卦画组成，是先民对宇宙哲学思考的产物，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陶器刻有迄今为止最早的六画一组的阴阳爻卦画，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鹿角器和木椎刻有迄今为止最早的六画一组的数字卦。八卦的实质是先民对空间体系和时间体系的规划，距今近8000年的洪江高庙遗址发现的八角星纹，与八卦和历法有着密切关系。距今万年左右的山西吉县柿子滩岩画并列有两幅，显示当时先民已经具有宇宙意识或者空间和时间意识。岩画主角分别为女性和男性，可视为最早的“女娲”“伏羲”组合。“女娲”“伏羲”并列出现意味着某种固定婚姻制度或者家庭关系的初步确立。伏羲氏一说为太昊氏，太昊氏与龙有着密切关系，《左传·昭公十七年》曰：“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龙”与东宫苍龙星宿、《周易》乾坤两卦以及太极图有关，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都发现有龙形遗存，距今6500年左右的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发现蚌塑龙。由此，太昊氏一系下限宜为距今6500年，随后少昊氏一系开始在太行山以东兴起。早期龙主要分布在太行山以东的东夷区域——从东北到湖北的弧形地带，这一文化现象与早期八角星纹（八方九宫）、早期易卦刻文的分布相同。伏羲又名庖牺、包牺，说明当时炊具器皿比较丰富，距今2万—1.8万年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和湖南玉蟾岩已发现陶器，距今1.5万年的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发现的陶器。距今1.32万年的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K21第10层发现陶片标本200余件，经过烧制的陶塑100余件。综上所述，伏羲氏时代宜为距今2万年—0.8万年，在这一时期，渔猎采集业占主导地位。
       神农氏
　　神农氏的主要历史功绩为“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说明神农氏时代已经进入人工栽培作物比较成熟的时期，出现了产品剩余、集市和交易，是早期农业社会的代表性人物。在末次冰盛期的威胁下，为了应对食物危机、人口压力，人类开始了广谱革命（指古人类在面临困境的情况下主动地拓宽取食资源范围），距今1.2万—0.9万年，中国开始从狩猎采集业进入农业起源阶段，并形成南稻北粟局面。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距今1.8万—1.6万年的水稻籽粒遗存，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发现距今1万年的人工栽培稻遗存，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千余粒碳化稻米、稻壳。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发现距今1万年的人工栽培碳化粟粒14粒，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发现距今7650年的大量人工栽培碳化黍、粟粒，距今8000年至7500年的磁山遗址发现10余万斤碳化、灰化的粟、黍。距今7000年前后，南方在河姆渡文化时期进入稻作农业社会，北方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时期进入粟作农业社会。综上所述，鉴于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发现大型牡蛎壳加工磨制的贝耜，跨湖桥遗址发现骨耜，河姆渡文化时期已进入耜耕农业社会等，神农氏时代宜为距今8000年—7000年。
       黄帝
　　《史记》把黄帝作为开端，设立五帝本纪，符合早期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之间的关系，为关于炎帝和黄帝的记载与传说提供了考古学线索。距今65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虽然是一处仰韶文化遗址，但其45号墓墓主人掌握着极为发达的天文历法学知识，因而其身份非常耐人寻味。距今5700年—5100年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全新世中期粟作农业快速发展的支撑下，影响遍及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以及河套、甘青等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各主要文化区系也先后进入文明社会。距今6000年—5500年的河南三门峡灵宝铸鼎原遗址群、距今5300年前后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河洛古国），为有关黄帝的记载和传说提供了大量考古学证据，如战争频繁与玉钺、黄帝考定星历与“北斗九星”陶罐、嫘祖农桑与家蚕牙雕、世系传承与大型公共墓地规划等。黄帝时代是华夏族形成的关键时期，复旦大学教授李辉、金力认为距今五六千年，华夏族从汉藏语系群体中分化出来集聚在黄河中上游盆地。距今5000年前后出现的显著气候干冷事件，导致各主要文化区系冲突加剧，开启造城运动，中原地区逐步形成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争雄的局面。距今4700多年前“在黄土高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河南中部等地的文化格局发生突变”，为“涿鹿之战”提供了历史背景。综上所述，黄帝时代宜为距今7000年—4700年。
       颛顼
　　颛顼的主要历史功绩为“绝地天通”，结束了“夫人坐享，家有巫史”的局面，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国家的形成尤其是“最早中国”的出现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颛顼与少昊有着密切关系，《史记·历书》《国语·楚语》都记载少昊氏衰败之后“九黎乱德，民神杂糅……颛顼受之”；《山海经·海经·大荒东经》也曰：“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大汶口文化为少昊氏提供了考古学线索，少昊氏一系宜为距今6300年—4600年。少昊氏是继太昊氏之后的东夷代表性人物，在东夷地区有着广泛影响，“河南、湖北、东北地区史前变形颅现象有可能是文化交流中受到大汶口文化居民此种审美的影响，或者是大汶口文化居民直接向外扩张的影响”。大荒东经所说“东海之外大壑”，应为末次冰盛期以来的渤海北岸—燕山—太行山与环泰山之间的区域。距今2.5万年—0.6万年期间，即末次冰盛期至全新世中期，这一区域与中国东部海平面和海岸线一起发生过沧海桑田的重大变化，对先民生产生活、部族迁移、农业兴起、文明形成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古文献多记载曲阜为少昊之墟、濮阳为颛顼帝丘，两者隔黄河相望，均在东夷区域“天下之中”的范围之内。《史记》夏本纪、秦本纪、楚世家记载，颛顼是夏人、秦人、楚人的共同直系先祖，颛顼都邑濮阳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西进趋势吻合，并与嵩山区域的鲧禹一系建立起联系。鲧禹一系从名字看，应是保留渔猎业传统的部族，由于通晓水性而负责治理洪水，这一传统可上溯至伏羲氏时代。可见，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渔夫”意象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渊源。
       帝喾
　　帝喾与夷夏都有着密切关系。《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引皇甫谧云：“帝喾名夋也”，湖南长沙东南郊子弹库楚墓楚帛书曰：“日月夋生”“帝夋乃为日月之行”，考古学家冯时认为帝夋与日中之乌“踆乌”以及良渚文化礼玉上的太一北斗神徽有着密切联系。“踆乌”或者说日中金乌不仅在河姆渡文化中出现，也在仰韶文化中出现；北斗神徽不仅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流行，北斗九星遗迹也出现在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荥阳青台遗址。《史记》殷本纪、周本纪记载，帝喾是殷人、周人的共同直系先祖，殷人、周人分居东西，说明帝喾时期已经出现密切的夷夏交流。到了尧舜时期，陶寺作为夷夏联盟的中央邦国，因汇聚夷夏各方文化因素而成为“最早中国”。帝喾对天文历法有着极高的造诣，《山海经》认为帝夋与羲和、十日、十二月、辰星（大火星）、参星等天文历法知识有着密切关系，这很可能是殷人、周人都对帝喾崇拜的原因。《左传·昭公元年》也记载“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喾的“历日月”“执中”等也被尧舜禹继承和发展。“执中”是后世辩证法、“两极相联”命题的古老源头。
       尧、舜
　　距今4000多年前的气候异常事件和频繁发生的洪水，导致许多文化区系衰落和部族迁移，也推动陶寺文化发生多次重大变化。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古文献中关于尧舜的记载和传说提供了考古学证据。陶寺晚期老虎山文化南下，为“稷放丹朱”提供了历史背景，付巧妹团队古DNA研究表明，石峁人群与陶寺人群具有最密切的母系遗传联系。安徽蚌埠涂山南麓禹会区禹会村龙山文化遗址，是目前淮河中游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城址，为“大禹治水”“禹会涂山”提供了历史背景。中原王湾三期文化南下与江汉后石家河文化衰落，为“禹征三苗”提供了历史背景，从此，龙山时代进入二里头时代。
　　综上所述，我们结合考古学证据对“三皇五帝”有了一个大体勾勒，但由于相关史前考古学材料尤其是文字考古学材料的匮乏，“三皇五帝”均无法得到直接确认。虽然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依据丰富的考古成果与史料的互相印证，确认“三皇五帝”的所作所为真实存在，他们绝非神话传说，而是确有其人。在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筚路蓝缕，创造了举世公认的早期文明，他们的真实名字可能不叫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等，但他们的伟大功绩与日月同辉而不朽！

隋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