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导》周报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党报党刊是记录时代风云、进行舆论引导、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阵地，是党的奋斗历程的同行者、见证者和记录者。1922年 9月 13日，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创刊，1927年 7月因汪精卫背叛革命而被迫停刊，社址经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辗转南北，历时近 5年，共出版 201期，设有“时事短评”“中国一周”“世界一周”“寸铁”“各地通讯”“读者之声”等栏目。

《向导》在严酷的革命环境下坚持出版发行，且荟萃了当时党内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从最初仅发行数千份，到最多时达 10万余份，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指导中国工人运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革命忠实而勇敢的“向导”，被读者赞扬为“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本文综合运用报刊史料和相关文献，将《向导》置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历史语境中作一考察，探讨《向导》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贡献。

一、宣传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实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在实践中更为系统地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党报党刊是助力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文化载体。《向导》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创办的坚持正常出版时间最长的报刊，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积极阐发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

《向导》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宣传和阐发。其所刊登的 1474篇文章中，171篇文章直接或间接地阐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23篇文章阐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30篇文章阐发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15篇文章阐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等。

比如，《向导》发文指出：“一个时代的政治变化，有一个时代的经济变化为基础，所以近世政治史上的民主革命，不过是经济史上产业革命的伴侣”；“这种经济变动又绝不是一时的，必经过长久的酝酿，酝酿到一定的程度才一发不可收拾，必待新经济制度产生，新阶级完全取得统治地位，那时社会的平衡才得恢复”；“作国民革命，必得按照一定革命步骤——由宣传群众而组织群众，训练群众以至武装群众，打倒统治阶级，取得政权”，等等。

此外，《向导》策划和出版了专号特刊对列宁主义进行集中传播。《向导》第 99期出版了“列宁逝世一周纪念特刊”，第 184期出版了“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发表了《列宁论东方民族的解放运动》《列宁主义是否不合适于中国的所谓“国情”？》等文章，详实地介绍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新经济政策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等。

例如，《向导》发文指出：“在一九二一年列宁坚决地向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提议，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到新经济政策，准许国内贸易，取消粮食均配法，而代之以粮食课税法”；列宁提出“东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只有团结起来环绕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向帝国主义进攻才是出路”；“列宁论东方革命及其性质的预言，不仅已见诸国际，且为世界政局柱石”，等等。《向导》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解读和阐释，为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二）介绍和分析俄国十月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

为了加强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我们党在 1923年曾对党和团的中央机关报作了宣传上的分工。其中，把《向导》定性为“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对国内外重大时事进行评论与报道，是《向导》“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办报理念的重要体现。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十月革命后 ,各国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蓬勃高涨。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介绍和分析俄国十月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势必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此，《向导》刊登 10余篇相关文章，并策划和出版了“十月革命特刊”，对十月革命的先进性质、伟大贡献和重要意义进行了深刻阐释。

一方面，《向导》对十月革命作出进一步解读。《向导》发文指出，“俄国革命是近世史上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并且是构成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步骤”；“十月革命就是列宁主义的产品”，“‘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武器，‘十月革命’是我们的大道”。

在《向导》等刊物的大力宣传下，不仅列宁的著作和理论受到了国人更多的重视，而且启发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思考中国革命问题，以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革命策略。

另一方面，《向导》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作出详细论述。《向导》刊发多篇文章剖析中国革命需与世界革命相联合。比如，刊文指出：“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汇合，中国革命才能成功，中国革命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各地一切弱小民族应当急起直追，联合已得胜利的苏联各民族，合力彻底颠覆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等等。

《向导》阐明了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指明中国革命必须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民族解放运动互相援助，不断壮大无产阶级力量，同帝国主义进行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才能最终迎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光明前景。

（三）宣传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

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才能发挥出它的巨大威力。1922年 7月，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等重要文件，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初步阐明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党的二大闭幕后不久即创办的《向导》，在宣传民主革命纲领等党的革命主张方面积极发挥作用。

其一，《向导》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根源作了进一步阐明。“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党的二大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指出“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是造成中国人民身处水深火热生活的根源，进而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对国际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深层关系，《向导》发文指出，国际帝国主义“是军阀存在、国家分裂、内乱永续的原动力”；国际帝国主义者“利用军阀造成四分五裂的中国局势，为的都是将中国化为纯粹的殖民地为目的”，因此，要“联合民众的势力，来打倒北洋军阀，灭绝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

其二，《向导》对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进行了宣传。比如，刊文指出，“干涉政治应该是中国工人阶级之任务。工人阶级应该是新中国之创造者”；“只有工农阶级是忠于反帝国主义和民族革命的台柱子”；“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到农民大群众参加，也不会成功”，等等。也就是说，中国革命必须在具有强烈革命愿望、强大革命动力和顽强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充分动员全体中国人民广泛参与，才能赢得最终胜利。

其三，《向导》在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挥了舆论引导作用。国共合作政策确立后，在一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中反对国共合作的气氛非常浓厚，他们认为，国民党“挂的是赤色的招牌，却卖底黄色底货物”，共产党加入其中是“挟着肤浅的投机心理潜身于劣根性最深的所谓民主派中，未免太滑稽了”。甚至有人认为应抛弃国民党，和陈炯明合作，劝陈炯明应“落落老不客气地实行割据”。

针对这些错误论调，《向导》发文指出，这“简直离开了革命的立场现出严重的反动色彩，而且是侮辱社会主义的卑污行为”；“改造社会，第一要注意客观的现状，绝不是浪漫的社会主义所能济事的”，在中国，“国民革命乃是目前至急的要求”。这些评论和阐释，对于摒除一些人的错误观念，进而支持国共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向导》第 48期至第50期连续设置“国民党改组消息”专栏，转载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向导》第 53期和第 54期合刊转载了《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并发表评论。这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加强正面宣传引导舆论，共同推动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向导》以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压迫而发声为己任，在风雨如晦的中国坚持不懈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实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参与办报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践行者，他们在艰难的时代环境下坚持传播思想、凝聚共识，不断扩大和提升报纸版面信息的受众面、思想的覆盖面和传播的技术手段。经由《向导》等党报党刊的广泛宣传，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传播与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理论水平，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二、剖析和批驳“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错误主张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影响力的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也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被不断围攻的严峻挑战，“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错误主张便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主要交锋者。《向导》发文对这两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剖析和批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阶级斗争学说以及唯物史观，有力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和需要的科学思想武器。

（一）剖析和批驳“戴季陶主义”

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同时，国民党内的右派加紧了反共活动。戴季陶早年参加同盟会，曾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工作，在国民党内被认为是一个“理论家”。国共合作后，他曾一度表示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他的右派面目暴露出来。1925年六七月间，戴季陶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他声称：孙中山学说的哲学基础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仁爱是人类的生性”，任何人只要发现自己的仁爱心，就“能够为受痛苦的农夫工人努力”。

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国民革命是“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了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他反对国共合作，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这就是所谓“戴季陶主义”。

这些理论认识完全背离孙中山晚年思想的革命精神，背离国民党一大确立的纲领和政策，实际上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和排斥共产党、夺取革命领导权而作的舆论准备。“戴季陶主义”出笼后，立即在上海和广州引起很大反响，促使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逐渐聚集起来，并被一部分反共的国民党上层分子捧为“最高理论”。

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发表了大量文章进行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其中有不少文章就发表在《向导》上。1925年 9月，《向导》刊发陈独秀的《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对于戴季陶的所谓“仁爱心”论调，文章指出，“这简直是欺骗工农群众的鬼话！……‘仁爱之心’这种东西，如果能够解决世界上实际利害上的冲突问题，那么，便可拿他感动清室让权于汉人；也可以拿他感动北洋军阀尊重民权；也可以拿他感动帝国主义者解放弱小民族，由他们自动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

对于阶级斗争问题，文章指出，戴季陶不懂唯物史观，用民族斗争抹杀阶级斗争，“我们不但不能否认中国现社会已经有比前代更剧烈的阶级争斗这个事实，也并不能否认中国民族争斗中需要发展阶级争斗这个矛盾的事实”。

对于戴季陶企图建立“纯粹的国民党”的论调，文章指出，国民党既然是“各阶级联合的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

此外，瞿秋白也在《向导》上发文针锋相对地批驳戴季陶的所谓“仁爱心”论调，他指出，“所谓仁爱性不是民族的而是阶级的——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士绅阶级以及军阀的‘仁爱’‘法律’‘国家’‘秩序’完全是用以压迫蒙蔽民众的工具。平民的农工商学及一切劳动阶级，只有革命的流血斗争可以自救，而决不能希望人家能行施仁爱”。此外，还有其他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同“戴季陶主义”展开了论战。

我们党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捍卫了正确的革命理论和原则，大大缩小了这种错误思想的恶劣影响。虽然“戴季陶主义”在国民党右派分子中得到一些共鸣，但是连戴季陶自己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小册子发行以后，立即受到“很大的攻击”，“不能收圆满的效果”。

（二）剖析和批驳“国家主义派”的错误主张

“国家主义派”是一个反苏反共的政治派别。1923年底，曾琦、李璜等在巴黎建立中国青年党，标榜“国家主义”和“全民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破坏国共合作，受到旅欧共产主义者的批判。1924年秋，曾琦、李璜等回国后，与左舜生等会合，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打着所谓“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旗号蛊惑人心，在各省、市陆续发展了 30多个“国家主义派”小组织。

从 1925年冬到 1926年上半年，“国家主义派”的活动嚣张一时。据他们自己统计，“时未三载，全国之信仰国家主义者，不下百万，其加入干部团体以实行全民革命工作者，都五万有几”。这些数字有些夸张，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主义派”迅猛发展的事实。“国家主义派”抹煞国家的阶级实质，宣传超阶级的国家观，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

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发表一系列文章，对“国家主义派”的真实面目和反动本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向导》的“寸铁”栏目，是我们党同“国家主义派”的错误主张作坚决斗争的主阵地之一。

一方面，《向导》刊文批驳了“国家主义派”超阶级的国家观，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正名。“国家主义派”宣扬国家的产生是自然的，国家政权是自然存在的，没有任何阶级性，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实际上，这种以抽象的国家概念来掩盖国家的阶级实质的论调是一种超阶级的国家观。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

“寸铁”栏目发文指出：“共产党对于国家的态度是：国家只是统治阶级用做控制被统治阶级之工具，……将来无产阶级也要用他控制资产阶级，必须一切阶级消灭，国家这个制度才能够消减。”“国家主义派”攻击共产党人无祖国、反对爱国主义。事实上，无产阶级在挽救国家危亡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了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性。“寸铁”栏目刊发《一个不行动的党》《可以靠外力替我们革命吗？》《曾琦将交官运》等文，有力驳斥了“国家主义派”依附帝国主义的卑劣行径及其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所表现出的软弱无能，揭露了他们“爱国”的虚伪面目。

另一方面，《向导》刊文批驳了“国家主义派”的“全民革命”论，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国家主义派”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认为在中国搞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故意挑拨，对国家有损无利，因而主张“不分阶级的全民革命”。

针对“国家主义派”的这番谬论和污蔑，“寸铁”栏目刊发《替段祺瑞辩护之国家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为什么反对苏俄？》《国家主义派宣传小贩反对工会》等短文，揭示出“中国国家主义者的根本任务并不在‘外抗强权’，只在攻击世界无产阶级的前锋中国民族革命的友军苏俄；并不在‘内除国贼’，只在攻击中国民族运动的领导者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

“国家主义派”否认阶级对立，没有从根本上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也没有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因而无法满足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现实诉求，反而沦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工具。

《向导》“寸铁”栏目致力于用通俗的语言向民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发文章短小精悍、旁征博引、紧跟时事，在这次剖析和批驳“国家主义派”的错误主张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坚实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

真理越辩越明。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深刻地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向导》通过发文剖析和批驳反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派”错误主张的同时，达到了启迪民族心智、凝聚民族共识、提振民族士气的效果。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更为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其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指导意义。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阐释不同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深刻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人民是实践的主体，是使理论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决定因素。“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对此，《向导》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对不同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分析。这对我们党团结全国奋起的民众，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以组建和筑牢全国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革命领导权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引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领袖。”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阶级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在运动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很快得到提高，工人运动开始出现蓬勃兴起的局面，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总之，各种斗争事实足以证明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当之无愧的领导者。

《向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的论述，结合中国工人阶级的自身状况，深刻指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强烈的革命性。比如，发文指出，“在全人类阶级根性上看来，工人阶级是最富于革命性的，在中国社会现状看来，中国工人备受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资本家的三重压迫，也只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工人阶级不仅是中国民族革命唯一的先锋军领导者，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一支有力的军队”。

正是基于对工人阶级的重要地位及其蕴藏的巨大革命力量的深刻认识，《向导》并没有因为二七惨案后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而减少对工人阶级相关报道的刊发，而是持续发文对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作出指导。

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党的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不是自然而然得来的，而是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实现的。《向导》刊发的多篇文章直指这一问题。

比如，瞿秋白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必不可少的，是事实上必不可免的。这种斗争中如果无产阶级胜利，便能使民族解放运动得着充分的发展”，以此提醒全党必须对资产阶级也在千方百计地争夺革命领导权保持清醒的认识。

陈独秀在总结五卅运动经验时指出，“五卅运动固然是各阶级联合的民族斗争，然而实际上和帝国主义直接抗争的，乃是上海、香港、汉口、九江、南京、青岛、天津、焦作等处的罢工工人，其他各界人士不过是工人阶级之声援罢了”，因而，“我们固然不能夸大的说中国工人已是现时中国革命之唯一的势力，而却不能不承认它是一种重要的可靠的力量”；而资产阶级“那妥协犹豫的态度，已足够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乘虚而入了”。这些论述，无不说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性。

（二）指明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工人阶级固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但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单凭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可能胜利的，必须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农民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坚固的同盟军。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开始就关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共产党》月刊曾发表《告中国的农民》一文，指出，“中国农民占全人口底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因此，革命者应面向农民，“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的觉悟”。

《向导》对近代中国农民悲惨生活境遇的现状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连续不断的内乱、战争、兵变、抢掠、灾荒，将中国旧日农村和平生活扫荡渐尽”；同时，“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剥削，其主要的根基，便是耕地已非农有，地主阶级得以尽量压榨农民，通过买办阶级而供献中国人民的汗血于世界资产阶级”。正因为农民阶级深受压迫和剥削，所以他们身上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早在 1922年，《向导》就发文指出，农民“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成分，是中国的柱子，若不唤醒这班农民群众，民族的解放是无望的”。党的四大肯定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1925年 4月，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向导》刊发《中国共产党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对工农联盟的力量作了肯定：“有明确的政治观念，有集合的战斗力，在国民运动中，能加敌人以最后最致命的打击者，只有工农联合的力量。”同年 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决议案》，把引导农民参加民主革命，与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作为民主革命胜利的保证。

1927年，毛泽东根据其考察农民运动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烈赞颂农民群众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绩，阐明了农民斗争同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向导》专门刊发了该报告的前两章。实践证明，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农民自身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得到进一步彰显，成为了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三）揭示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两面性

在民主革命中，怎样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逐步提高和加深的。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其中，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这个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革命的对象。

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面性的阶级：因为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而带有一定的革命性；同时由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而带有一定的妥协性。

《向导》对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进行了剖析。1923年 4月，《向导》刊发陈独秀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资产阶级分为“革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三类，并依据资产阶级不同的经济地位，揭示了其对革命不同的政治态度，认为革命的资产阶级“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同时提醒革命的资产阶级要始终牢记“反抗帝国主义”和“联合无产阶级”两个原则，以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1925年 4月，《向导》还发表蔡和森的《今年五一之中国政治状况与工农阶级的责任》一文，进一步分析了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面性，文中提出，“资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的倾向，与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的倾向是完全不同的。无产阶级是要求彻底解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经济羁轭、政治羁轭的；资产阶级只要帝国主义肯把其特权让一部分给他们，他们老早就准备与帝国主义妥协了”。

五卅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最初曾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并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后却妥协动摇，充分表现出它在政治上的两面性。1927年 5月30日，在五卅运动两周年纪念时，《向导》再次发文指出，随着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发生了由“在联合战线之内”到“用军事独裁的方式来抢夺革命之领导权”再到“公开的破坏联合战线而走到反革命方面去”的态度转变。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他们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能够成为革命的积极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则有可能因动摇妥协而站在革命的对立面。

四、结语

《向导》周报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上下求索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轨迹。有读者曾致信《向导》：“我每读贵报，即滚滚地沸腾着革命的热血，红红的燃烧着爱民众的真心，我并认定贵报是中华民族的福音。”党的四大高度评价《向导》创刊以来的工作，肯定它在全国革命运动中取得了“舆论的指导地位”。

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在创刊之初就秉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把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作为历史使命，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探讨和深化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资产阶级问题等，为中国共产党接续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准备了丰厚的思想材料。

《向导》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所作的努力，已经成为党的宣传工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一部分，其所奉行的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加强正面宣传、敢于同错误思想作坚决斗争等做法，可以为我们今天以党报党刊为抓手推动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作者：梁大伟，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茹亚辉，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