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书院：明清两代陕西最高学府

北宋“庆历之际，学统四起”，张载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 开创关学。关学一派绵延千年而不衰，固因思想本身之魅力，亦赖代代关中学人之坚守与传承。于此，400多年薪传不息的关中书院功不可没。
　　从1609年明儒冯从吾等创办书院、重振关学到清代李颙等掌学书院实现复兴，再到近代播撒维新与革命精神的火种，及至当代再谋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关中书院在嬗变中见证并参与着关学的变迁，亦成为400多年来中国文化传承的生动缩影与历史发展的重要注脚。
       复振关学，力挽颓风
　　在今西安市碑林区，沿古色古香的书院门街走到西口，便能看到写有“关中书院”四个大字的牌坊，明清两代陕西最高学府关中书院便坐落于此。今年3月1日，关中书院免费对外开放，向公众诉说其400多年间的沧桑浮沉。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陕西著名学者、御史冯从吾疏忤神宗罢官归里后，与友人萧辉之、周淑远等在此地之西宝庆寺讲学多年，弟子日众，而寺地狭隘。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陕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在宝庆寺东小悉园为冯从吾立关中书院，建讲堂六楹，题名“允执堂”。据冯从吾《关中书院记》，“允执”是借“关中”之“中”阐《尚书》“允执厥中”之奥，强调言行举止恪守中正之道。
　　作为关中学人，冯从吾治学、讲学皆以关学为宗，又别开生面。通过细致钩沉关中地区儒学传统，冯从吾编撰出系统、清晰的关中理学史著作《关学编》，尤其突出张载及其“立心立命”说的开创之功。与此同时，由于曾受业于著名心学派甘泉学派创始人湛若水的再传弟子许孚远，冯从吾熟识心学，故而又能不拘关中理学，提出“圣贤之学，心学也”等具有浓厚心学色彩的观点，并强调程、朱、陆、王诸家在“心、理关系”方面之同，使关学呈现出和会融通理学与心学的崭新气象。刘宗周、李颙等都对冯从吾评价极高，称其“有横渠之风”，集关学之大成而振关学之宗风。
　　冯从吾深察“世道隆污系士风厚薄”，故讲学、掌学极重学风、学规建设。从宝庆寺到关中书院，冯从吾制定完善《学会约》《关中会约》等章程，规定讲学时间、礼节、内容、态度等，如“会期每月三会”“务戒空谭，敦实行”“彼此讲论务要平心易气”。冯从吾还倡导讲学向社会开放，并专门作通俗易懂的《谕俗》短文，直言“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一时间从学者甚众，四川、甘肃、河南、湖北等地学生亦前往学习，最多时达数千人，与东南的东林书院等相呼应。
　　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主导拆毁天下书院，关中书院被毁。冯从吾不胜愤悒，次年病逝。明清之际战争频仍，书院不久即沦为囤积弹药的库房，失却往日盛景。
       大兴讲会，成教育重镇
　　关中书院再兴，已是半个世纪之后。清朝统一政权建立后亟待文教之支持，故历经清初短暂的书院控制，康熙朝即开始放宽书院政策，并以赐书赐额等形式表彰、支持一些知名书院的建设与发展，关中书院迎来复兴机遇。
　　康熙朝早期，陕西巡抚贾汉复令西安知府叶承祧等人重修扩建关中书院，允执堂后新建五楹“精一堂”，书院大门改为南开，建“关中书院”牌坊，奠定今日书院之基本规模与面貌。同时延请硕彦名儒前往书院讲学。
　　康熙十二年（1673年），陕西总督鄂善复修书院，并延请陕西周至籍大儒李颙主持院事。李颙17岁时读到冯从吾之书，“恍然悟圣学渊源，乃一意究心经史，求其要领”“年未四十，学已大成，关中人士多从讲学”，应邀往常州讲学时无锡、江阴、靖江争相迎接、听者云集，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儒”。李颙甫掌书院，各地乡绅贤达、士子书生等前往听讲学习者达几千人，鄂善等当地官员也亲往，书院迎来半个世纪后的再兴。
　　李颙接续关学学脉，“以昌明关学为己任”。在治学路径上，李颙提出“学者当先观象山、慈湖、阳明、白沙之书，阐明心性，直指本初，然后取二程、朱子及康斋、敬轩、泾野、整庵之书玩索，以尽践履之功，下学上达，一以贯之”，以悔过自新为宗旨，以静坐观心为入手，展现出以心学更新关学之取向。李颙还继承发扬关学的笃实精神，主张读书、为学“明体适用”，认为“立心立命”便是“以万物一体为心，明学术、正人心为念，随机开导，使人知畏天检身，悔过自新”，开实学之风。
　　在书院建设上，李颙完善制度、大兴讲会。制定翔实的《关中书院会约》，首列《儒行》，集《礼记》有关“儒行”之论述，“以为制行之准”；次列《会约》，规定讲会时间、仪式、态度以及各种注意事项，再列《学程》，规定学者学习起居的时间安排、读书顺序、修身养性方法等。讲会过程中，师生或老师之间就几个问题进行探讨，或请其他学者大儒发表观点，形式颇类于近世教育之研讨班。李颙掌学时间不长，但为书院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书院获御赐“秦川浴德”匾额。五年之后，书院培养出清朝首位陕西籍状元王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学者毕沅主政陕西，重修书院，延请江宁进士戴祖启主持院务，并有意识地选拔学生到书院学习。几年之后，关中乡试和会试中考中的学子即大半出自关中书院，一时称为盛事。
       播撒维新与革命的火种
　　中国面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关中书院亦与时浮沉，成为播撒维新与革命火种的重镇。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等人为反对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而发动“公车上书”，揭开维新变法的序幕。当时在“万言书”上签名的1300余名举人，今有姓名可考者603人，其中陕西籍达55人，就读于关中书院者不在少数，而其领袖即是从关中书院走出、有“南康（康有为）北刘”之称的刘古愚。刘古愚受关中书院“立心立命”理念影响，毕生实践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大力引进、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被誉为“关学后镇”“一个时代的播火人”。刘古愚为近代陕西培养了千余名既有爱国思想又有科学知识的人才，他们在军政文化教育各界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陕西三杰”于右任、李仪祉、张季鸾皆出其门下，杨明轩评价刘古愚“不仅大有功于西北教育文化，而且深深的广泛的给西北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20世纪初，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时代背景下，关中书院迎来又一次嬗变。1901年，清廷下“兴学诏”，要求传统书院改建为近代学堂。两年后，关中书院改建陕西师范学堂，教授近代新学，以新的身份开启近代教育之路。1912年，陕西师范学堂更名陕西师范学校，后又更名陕西省立西安师范学校。早在大革命时期，学校就已有地下党组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学校学生积极开展爱国运动。邓颖超、彭德怀等曾先后在此举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活动。1949年西安解放后，学校更名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1950年改为陕西省西安师范学校。
　　改革开放后，西安教育资源不断优化整合，先是西安市师范学校更名陕西省西安师范学校，并迁入原关中书院校址，后又并入西安文理学院，成为学院的“书院校区”。2023年3月，改制120年后的关中书院以本来面貌向公众开放。西安文理学院方面表示，目前书院仍有600余名学生上课，将在保障学生正常学习生活的同时，用好书院金字招牌，把书院打造成文化交流与传承的重要场所、西安市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有机结合的典范。
　　张载诗云：“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关中书院400余年的沧桑发展，展现着关中学人“立心立命”、求实求新的开拓精神，未来也将担负再养新德、再起新知的新的文化使命。

张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