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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生在汉学家当中有一定特殊性，他是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同时也因为发现并深入研究“仰韶文化”这一中国远古文化体系而被学界视为杰出的汉学家。安特生1927年获“儒莲奖”，该奖项被称为“汉学界的诺贝尔奖”。
“仰韶文化”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典型代表。但在1921年之前，中国人对此毫无认识，西方人则否认中国史前有石器时代。随着仰韶文化遗址考古成果的发布，这一切被彻底改写，证实了中国在史前存在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打破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观念，填补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同时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也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的新纪元。而这些，都跟安特生有莫大的关系，他因此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
（一）
安特生，1874年7月3日出生于瑞典厄勒布鲁省的克尼斯塔，1960年10月29日卒于斯德哥尔摩。1910年，第11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作为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专业的教授，安特生担任大会秘书长，与各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建立了联系，并组织编写了两卷本的《世界铁矿资源》，其中有一章介绍中国的铁矿资源。这些成就不仅让他享有国际声誉，也引起了中国科学界的注意。
与此同时，远在东方的中国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实业部矿政司设立地质科，由章鸿钊担任科长。其后，由英国留学归来的丁文江任科长。丁文江积极推动创办了地质调查所，建议聘请具有世界声誉的安特生担任中国农商部矿政顾问。而安特生对古老的中国向往已久，他欣然应允中国政府的邀请，辞去在瑞典的一切职务，赴中国农商部就任。自1914年5月16日抵达北京，到1925年返回瑞典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地质学教授，在华工作长达12年。
（二）
仰韶村坐落在豫西渑池县一块黄土台地上，三面环水，抬头可见巍峨的韶山，故得名“仰韶”。安特生曾数次到过仰韶村，发现了一些古生物化石。1921年4月，安特生带人再次来到仰韶村，收集、采掘到大量的石器和陶片，还有少量的骨器和蚌器，最后装了满满4大箱，运回北京。
回到北京之后，安特生对采集到的石器、骨器、蚌器和陶片进行了研究，他敏锐地意识到，这里很可能存在着一处中国远古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存，很有必要进行一次考古发掘。于是他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获批后，安特生与一些学者正式开始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陶器、石器、骨器等。
发掘完回到北京之后，安特生立即组织专家学者对出土的实物进行研究、分析，结果一致认定了他的判断：此处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前的汉族先民遗存，时代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或者稍晚，距今约7000—5000年。按照考古惯例，以首次发现地仰韶村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因其遗存中多有绚丽的彩陶，所以也被一些研究者直接称为“彩陶文化”。
1923年，安特生撰写了关于仰韶遗址发掘的考古报告《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发表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地质汇报》上。他将发掘出土的大量石器与“铜器时代或铁器初期物”进行比较，发现有一些工具数千年后仍在使用，这一点“足为近今与远古文化连接之实证”。安特生认为，“仰韶文化之人种当为现代汉人之远祖。换言之，据已发现之各器物观之，余以为仰韶遗址，实为未有文字记载以前汉族文化所遗留也”。结论就是仰韶遗址为“中华远古之文化”。
安特生的报告有如一石击起千层浪，在世界上引发广泛关注。对中国人来讲，中国自古以来的文献资料中从未有过对这段历史的记载，中国人压根不知道有这个历史阶段存在。“仰韶村遗址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村落，之前只知道夏商，因为仰韶的发现，我们明确知道了夏商之前有这么一个时期，这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文化，把中国历史向前推了至少2000年，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仰韶村地下遗存宣告了中国在夏商周等阶级社会之前存在着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破除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谬论，也说明中华文明从未中断，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对西方人来讲，欧洲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人类的早期大都经历过石器时期、铜器时期、铁器时期，而对于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人来讲也理应有同样经历。他们把在中国找到石器时期存在的证据视为事关人类文明发展完整链条之重要一环，丰富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环节。
（三）
安特生对中国考古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发现了仰韶文化这一史前文化，还在于他引进了科学的考古理念，创立使用了一系列规范的方法，为后来的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示范和遵循。安特生的考古发掘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奠定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基础。对此，他曾经的中国助手、中国考古界后来的重要学者李济，称之为是“一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开始了”。
比如，安特生率先使用了“探沟法”的发掘方法，即在遗址内划定一定的区域，考古发掘就在此区域内进行，这有利于出土器物坐标的测量和记录，也有利于把握地层堆积情况。他使用了手铲、毛刷、铁钩、皮尺、卷尺等发掘工具，这些工具在考古界沿用至今。他对于出土器物予以详细记录，这有助于发掘资料的整理和使用。对于安特生在考古发掘方面的细致与严谨，胡适曾称赞道：“安君是地质学者，他的方法很精密，他的断案也很慎重……他自己的方法，重在每一物的环境；他首先把发掘区画出层次，每一层的出品皆分层记载；以后如发生问题，物物皆可复按”。安特生还采用了多学科合作的方法，吸引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人类学家等共同参与研究。
此外，安特生还在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上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为“北京人”现身世界舞台拉开序幕。1921年和1923年，安特生2次前往周口店进行挖掘工作，发现了北京猿人遗址以及古猿人牙齿化石，引发了人们对周口店遗址更大规模的发掘和研究。1929年12月2日，一件保存完好的古猿人头盖骨化石被中国学者挖掘出土，这是世界上发现的人类最古老的头盖骨化石，在世界上引起轰动。
张文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