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第二代汉学研究领军人物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被认为是美国第二代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史华慈，多年来荣誉、著作等身，与史景迁、魏斐德被并称为美国“汉学三杰”。孔飞力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开风气之先；1990年出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在当年即获得“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被引入中国后更是一版再版，成为学术畅销书；之后的两部著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也因为关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问题和海外华人问题而引发广泛关注。可以说，孔飞力是一位极具个人风格的汉学家，他不凡成就的取得与其入乎其内的研究视角、见微知著的叙事风格、观照现实的人文情怀密不可分。
    （一）
　　孔飞力的导师费正清是美国汉学研究的开创性人物。他所秉持的基本研究框架是“冲击—反应”论。孔飞力突破了这一分析框架，《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从清后期民兵组织演变及地方军事化发展问题入手，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晚清绅权扩大背景下国家—社会结构变迁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指出“社会以及政治组织的新形式也必定会从这一没落中的文明内部被催生出来”。这本书呈现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分析和解释中国问题时，着眼点要从外部转向内部，更加注重内因的决定性作用。这种研究视角在今天已经被广泛接受，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无疑具有超前的意义，为当时美国史学界的中国史研究带来新的启发。美国学者柯文指出，孔飞力的研究是“一种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因此，孔飞力也被视为“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引领了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内部取向”新趋势。
　　孔飞力这种“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观念在他的中国史研究中可以说是一以贯之，这在他199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有更加明显的体现。该书探讨并揭示了旧帝国之下的社会和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间的深层联系，认为中国社会在近代发生变迁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自我更新的传统。在寻找和界定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的最初动因时，孔飞力拒绝把中国历史和政治放在一个屈从于西方模式的位置来进行讨论。他在该书中明确指出：“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这种重视内因的研究视角无疑是更合理的，尤其是结合当下的现代化进程来看，更接近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实际。所谓的西方中心论其实是一种文化上的唯我独尊，现代性应该有多种形式的存在，不同民族和国家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去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实现路径。
    （二）
　　孔飞力的历史研究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还要部分归因于他独特的叙事风格。他之所以被国人熟知，与其代表作《叫魂》密切相关。这是一部史料扎实、逻辑严密的学术著作，但其叙事风格和结构设计却让人印象深刻。该书是这样开篇的：“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这样的语句成功制造了一种悬疑感，给人一种引人入胜的感觉。孔飞力很擅长“讲故事”，他把一本严肃的历史学著作写出了侦探小说的感觉。同样一桩案件，孔飞力采取了三个不同的视角进行多元呈现，一个版本关注贩夫走卒、乡民村妇等普通百姓，反映他们对于妖术的恐惧；一个版本重在分析各级官僚在处理此次案件中所面临的种种掣肘和困境；还有一个版本分析乾隆皇帝如何通过这场恐慌来强化权力控制。三个版本相互重叠，像三棱镜折射出不同阶层的复杂心态。很多读者的鲜明感受是：“原来历史还可以这么写！”
　　当然，《叫魂》的特别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叙事风格和结构设计，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孔飞力治史的一个重要特点：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他看到了盛世背后的危机四伏，通过发生于1768年的这场恐慌作为个案来展现蕴藏在故事背后的政治、社会、文化层面的深意，切口很小，但展现的内容却非常丰富。孔飞力的这种治史风格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既注重宏观层面的综合，也注重微观层面的分解，以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等综合的视角来进行个案分析，进而展示宏大的主题。对于“大”和“小”的关系，孔飞力有过充满哲学意味的论述，他说：“如果你不知道秋天，一片落叶有什么意义！只有你懂得秋天，或对秋天有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才可能理解一片落叶的意义。”
    （三）
　　历史研究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需要某种使命或价值的引导与支撑。关于促使他开展研究的内在动力，孔飞力曾总结道：“归根结蒂，我们最大的激情，就在于将意义赋予生命”。可见，他的心中涌动着持久而深厚的人文关怀，因而笔端也时常流露出一种温情，这种温情首先表现为对现实的观照。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孔飞力提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在他看来，现在既是过去的未来，也是未来的过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个不曾割裂的整体。因而即便是研究历史，也要着眼于当下，甚至应该为看清未来作更多的努力。
　　孔飞力的人文情怀还体现在他对于历史大潮中普通大众的关注。他的史学研究，除了将着眼点从外部转向内部之外，还包括将注意力从大处转向小处，将研究重心从上层转向下层。这种悲悯之心在他最后一部著作《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中有清晰的展现。谈到对于海外华人的研究动机时，孔飞力说：“研究海外华人，可以了解中国人移民到海外的过程，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国家去移民，他们在海外的经历怎样？或者成功，或者失败。还有，别的民族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欺负华人，有什么历史缘故？海外华人和当地的居民、政府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关系又怎么影响到他们的前途？”这段话让我们感触最深的不是对于学术的探究，而是对人的关怀。浩荡的历史烟云固然令人激荡，而对于普罗大众的悲悯之情更令人动容。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谈道：“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二者得一，已属不易，孔飞力可以说二者兼得，他在扎实的史学功底之上，展现出卓越的史识和史才。他“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研究视角为美国中国史研究开一代风气之先，他独具特色的多元叙事风格引导更多学者去探索更有新意的表达方式，他对于现实的观照、对于大众的关怀让历史研究弥漫着人文情怀，所有这些因素的叠加让孔飞力终成一代汉学名家。

荆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