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衡夫(1888—1968年),名良铨,祖籍湖北黄冈,清朝初年祖上搬迁至汉阳蒲潭。他出生于普通农家,其父是武昌维新当铺的一位保管。少年时的贺衡夫家境贫困,迫于生计,16岁的他便进入汉口荣昌油行,成为一名学徒。三年后他返回家乡,凭借学到的经营本领,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商业之路,成为20世纪武汉家喻户晓的工商业巨子,被誉为“桐油大王”。
(一)
贺衡夫的发迹之路,是从贩卖油盐开始的。在贺衡夫生活的那个年代,投资桐油和淮盐生意,在湖北、湖南一带属于高回报行业。具有精明商业头脑的贺衡夫,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商机。先是经朋友介绍向沙市钱庄借贷2400串钱,购得淮盐50引,获得了第一桶金。后又兼营桐油,不断翻新品种,扩大经营规模,建立了对内对外皆营业的衡昌油行。就这样,贺衡夫以高效的管理,逐渐在武汉地区油盐行业中攀升至领先地位。到20世纪20年代末,贺衡夫在武汉商界中已经声名鹊起,成为当地最有名望的油盐商人。此时的贺衡夫,在多年的对外贸易中萌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他认为,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民族工业是能够振兴国家的重要力量。因此,他将在商业领域积累的资金,投入到民族企业,帮助纱厂、水电公司、银行等机构快速发展,并加盟了多个纺织公司,成为股东,向大实业家转变,同时积累起丰厚人脉,为日后参与各类商业活动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贺衡夫成为武汉工商业的翘楚后,他还参与了一些政治运动。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昌,国民政府迁至武汉,武汉一时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地区,这时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也逐步迁至武汉,毛泽东、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人在武汉向工人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罢工浪潮逐渐高涨,劳资矛盾逐渐突出。当时的贺衡夫,已经身兼汉口总商会董事、执行委员、油业工会理事长等职务,并深为汉口工人群众所熟知。于是,中国共产党联系到贺衡夫,希望他能够为工人发声,协助改善工人生活、保障工人权益。贺衡夫一口答应,紧接着对武汉地区劳资状况展开了大量调查研究,协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调解劳资纠纷。鉴于贺衡夫在这类事件中的良好表现,以及他在武汉地区的影响力,1931年9月,在汉口市商会的成立大会上,贺衡夫被推选为会长。在此之后,他便殚精竭虑地为武汉地区的工商界服务,维护行业利益、调节内部纠纷等。当武汉地区遭遇特大洪灾时,他也是第一时间站出来,领导商会储备物资、救济灾民、积极募捐、重建灾区。勤做善事,回报社会成为贺衡夫一生践行的原则。
(二)
1931年9月,柳条湖事件爆发,日军以武力侵占东北,开启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在短短三个月内,日军的铁蹄就践踏了东北三省,东北地区全部沦陷,有压迫就有反抗,这种侵略行径激发了全国人民强烈的反日情绪,武汉也不例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武汉工商界领导者的贺衡夫,也力赴国难,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中,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首先是配合调查,支援抗战。据贺衡夫回忆,1932年1月,国际联盟派出代表组成调查团前往中国,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径展开调查,但在此过程中,日本帝国主义者歪曲真相,试图证明日军侵占中国是正义的行为。贺衡夫联合武汉工商界,与调查团展开座谈,痛斥日军的虚假宣传,并强调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是日本先挑起的战事,希望国际联盟能够从中起到调节的作用,阻止日军的侵略计划。后来,贺衡夫领导汉口商会,表示在国难之际,要做好后盾、全力支援抗日战争。紧接着,汉口市商会就全部切断了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并在淞沪会战期间,向全市工商业者发布通告,募集捐款,在很短时间内筹到22万元用来支援上海;而且,贺衡夫还指导商会成立工作团,慰劳受伤民兵。
其次是决心内迁,不做汉奸。抗日战争期间,国共领导人前往武汉,在此筹备抗日活动。为了应对共同的敌人,挽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在武汉,贺衡夫等商会领导人对这一合作表示了热情支持,并与武汉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一同迎接了后备军。但由于抗战初期敌我力量悬殊,在中日武汉大会战中,武汉告急。此时贺衡夫考虑到,要最大程度地保存民族工商业,因此组织汉口市商会对武汉地区的民营企业进行撤迁。但在撤离前,贺衡夫还遇到一件棘手事情,一位名叫侯永德的人找到了贺衡夫,此人正是日本特务机构安插在武汉的眼线,他希望贺衡夫能够留在武汉,出面协助汉奸维持这一地区的商务,试图将他发展为为日本人效力的汉奸。但此举被贺衡夫识破,他很坚定地拒绝了这一请求,来到了重庆。
最后是维持经营,稳住后方。在重庆期间,贺衡夫与友人一同开设了纺织工厂。凭借多年积累的经营技术,贺衡夫所经营的纺织厂成为中南地区纺织行业中的巨头,在后方为军民提供了大量纺织品。在1940年,贺衡夫还与同时迁至重庆的汉口市商会中的成员一道,创办了庆华颜料厂,为国内市场提供了质量不逊色于进口的产品。多年的经营也使得贺衡夫在重庆积累了一些资金,他用赚到的钱来筹集灾款、救济灾民,力所能及地帮助困难民众渡过难关。同时,贺衡夫还参与了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的工作,调查在战争中损失的人力财力物力,为稳定抗战后方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抗战胜利后,贺衡夫与家人回到武汉,第一时间筹划恢复生产。1946年,贺衡夫高票当选为汉口市商会理事长,在他的引领和示范下,武汉地区工商业开始恢复。到1949年9月前,贺衡夫所推进的工作主要包括:着手整合武汉地区工商业同业公会、布置各钱庄尽快登记复业、接受大冶源华煤矿有限公司并试图进行复工、参与增资改组汉口商业银行、协助筹建武汉大桥、向国民政府致电请求准予将汉口恢复为直辖市、指导汉口工业协会的成立、用个人财产为武昌第一纱厂担保等。在解放战争即将迎来胜利前夕,贺衡夫还同中共派到武汉的地下组织建立联系,通过商会与国民党展开斗争。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取得胜利后,贺衡夫召集武汉工商界代表开会,成立了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这一团体除防止国民党破坏城市,还筹备了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工作,为武汉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在武汉和平解放前,贺衡夫因受到国民党反动派胁迫,和家人离开了汉口远赴香港。但贺衡夫密切关注着内地动态,时刻惦念家乡。新中国成立后,他与家人回到武汉,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情接待。1950年,贺衡夫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同时任中南财经委员会委员。之后,贺衡夫出任武汉市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等职务。在此期间,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人民群众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怀着对社会主义的渴望,贺衡夫响应党中央对工商业采取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号召,全身心投入到各类事务中,推动武汉工商业的发展。他全力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带头购买国债、捐献经费、帮扶灾区。同时,贺衡夫还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朝鲜战争期间,他动员家人参军,将自己的孙子送去军校支援前线,代表武汉工商界向朝鲜难民捐赠慰劳金,带领市工商联筹委会捐出战斗机。一时间,贺家人踊跃参军的事迹传遍整个武汉。1968年1月,贺衡夫因病逝世,1981年9月,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肯定他是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
贺衡夫作为一位无私的爱国实业家,一生积极回馈社会、报效国家,为人方正质朴、守信重义、济困扶危、慷慨好施,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肖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