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第二代汉学家中的代表人物

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汉学家，以研究明清史见长，在西方汉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20世纪60年代初，还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时，史景迁的导师——明清史学家房兆楹给他起了这个中文名字，意为“学习历史、景仰司马迁”。因这一名字带有浓厚的“中国风”，也使中国读者与学者对他天然的有几分好感与亲近感。史景迁一生著述丰硕，研究领域宽广，集人物、社会、政治和跨文化交流研究于一体，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国历史纵横交错的方方面面。因在中国史研究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他被视为费正清之后第二代汉学家中的代表人物，与孔飞力、魏斐德一起并称为美国“汉学三杰”。
　　在耶鲁开启中国史的研究旅程
　　1936年8月11日，史景迁出生于英国伦敦，中学和大学先后就读于温彻斯特学院和剑桥大学，受到英国史学的严格训练。1959年因获美仑奖学金，得以到美国耶鲁大学继续攻读研究生。在耶鲁，史景迁遇到了对其学术生涯影响最为重要的两位导师：一位是芮玛丽教授，另一位就是房兆楹教授。芮玛丽是中国近代史与文献研究的权威专家，在她的悉心指导下，史景迁打下了良好的中国史研究基础。房兆楹则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华人学者。杨联升曾评价：“论明清史料史事，今日当推房兆楹、杜联喆夫妇。”正是在房兆楹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指导帮助下，史景迁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这篇标题像历史小说的论文在中国史研究方面有着不俗成就，获得了地位相当高的珀特尔论文奖，也使史景迁得以破例留校任教。
　　史景迁笔耕不辍，自博士论文出版以来，先后完成了10多部有关中国的学术著作，涵盖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他的每部著作几乎都受到了美国评论家的大力赞扬，屡屡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让带有专业色彩的历史书籍成为大众普遍喜爱的通俗读物并非易事，但史景迁做到了。与突出的学术成就相伴，史景迁在耶鲁一路升到“亚当斯历史讲座讲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并于2004—2005年间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01年被英国女王授予勋爵爵位，还在2010年被授予“杰斐逊讲席”这一美国人文科学最高荣誉。
　　以文学式笔法讲述鲜活的中国故事
　　通读史景迁的著作，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当推其对历史叙事方式的创新。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史学的科学化成为现代西方史学的主导潮流。与此相伴，史学科学化带来历史叙述的艰深晦涩，但史景迁的作品与众不同，不仅文学性极强，而且极富感染力与可读性。他的学生郑培凯评论：“他最擅长的还是叙述，讲故事的本领”。在构思上，“从小的选题环节切入，一步步铺陈编织渲染，最终形成宏大的历史架构”。在他的心中，并不是预先有一些理论与宏大设计，而是总充满着“暗示、图像、场景与声音”等细节。细节是个体化的，能够灵敏地捕获抓取细节是史景迁的专长，一旦被某种细节所吸引，他便沉醉于这种“拼图游戏”之中，去构建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这些事物存在的整体历史环境。他文笔优美，状物写景功力精湛，用字非常精确，不像那些学时髦的，要一层一层堆叠，以致有人断言，只要熟读史景迁的若干著作，英文写作就能大体过关，因此有人称他为“当代史学家中的语言文学大师”。
　　写人是贯穿史景迁历史研究的永恒主题。有评论认为：“如果说孔飞力的故事是通过事件来说明社会问题。那么，到了史景迁这里，人成为真正的主角。”“翻开他的书，马上会碰到人。他觉得人是最有意思的。”在史景迁笔下，既有封建帝王——《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也有传教士——《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还有普通百姓——王氏，在《王氏之死》中，这位山东郯城连姓名都弄不清楚的乡村妇女也成为他极力刻画描绘的主人公。他的立意并不是突出传主们有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绩，而只是平等地将他们视作历史长河中曾经生活过的一个人或一群人。有学者认为：“史景迁想告诉人们的，无非是这些人如何以自身的禀赋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去生活，去思考，去实现其生命的旅程和存在的价值。”所以，对人的探讨，实际上也就是对生活和生命意义的探讨。
　　为整合断裂的材料，或为烘托气氛增加作品的可读性，史景迁采用了“想象”这一手段来进一步还原历史，如王氏死前的梦，还有《胡若望的困惑之旅》中胡若望归家后与孩童的对话等，都是无可否认的纯粹想象与虚构。这也是史景迁作品最易引发争议的地方。有评论认为，其著作“小说手法胜过历史的描述”，在“消弭历史与小说的界限上走的最远”，还有人认为他的作品不能划归为学术著作，这些作品都是在讲故事，而不是写历史。
　　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历史学研究，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以来一直有一种认知占据主导地位，即历史学家必须要以纯客观的态度对史料进行考订、辨伪、去伪存真，尽量避免主观色彩，只有这样，事实才得以确立。也就是说，“历史”与“小说”之间、史实与想象之间、客观材料与历史学家的主观态度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显然，史景迁的写作并不符合这一点。反而，在后现代主义史学那里，历史与文学的沟通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和强调。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像文学一样，需要想象，而不是完全从事实出发。由此，有人将史景迁的作品归入后现代主义的流派。对于这一结论，他的态度不置可否：“也许是，也许不是”。
　　事实上，自博士论文写作以来，史景迁就十分注重历史材料的考据。哈佛大学欧立德教授认为，“史景迁开创了西方人将原始中国文献作为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做法”。如《曹寅与康熙》就查阅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大量清代密疏；《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则采用了诏书、敕令、各种各样的谈话等各类材料；而对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研究是建立在大英图书馆馆藏中国文献的基础之上，这些材料之前一直不为人知。在《王氏之死》中，史景迁利用了《郯城县志》这样的地方志材料，使该书成为方志入史的典范。史景迁对每一份档案、史料的来源、准确性异常的严苛，以求忠实的还原历史，以至“即使抽掉所有这些想象的细节，也并不影响其对历史的主要学术观点”，而这与“取消了对事实与真实的追求”，可以天马行空对史事肆意虚构的后现代主义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当面对其著作是“小说”而非“历史”的指控时，史景迁坦承，“我写的不是‘历史小说’，即编造出来的故事。我只是‘将历史写得像小说’，务求以最活泼生动的方式来写历史而已。”换句话说，他运用历史想象，只是为了在历史学法度允许的范围内更好地描述事实。
　　史景迁不仅长于著书立说，还是一位出色的演讲家。他在耶鲁教书的时间很长，讲授的“追寻现代中国”历史课程闻名整个校园。如同他的写作一样，他的授课并不拼命地追求学术性和科学性，而是“企图在局部或有限范围内精确地描摹历史、还原历史，或发现历史中所隐藏的‘规律性’”。特别是讲演中加入了一些表演的色彩，诙谐的语气、生动的表情、炽热的激情，大段诗歌、散文、小说等的引用背诵，极富画面感与活力，从而把毫无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学生带入特定的史境。
　　毕生奉献于传播中国文化
　　史景迁以等身的中国史著述、独特的叙事方式与人文主义情怀，响誉整个国际汉学界，其取得骄人成绩的背后源于对中国文化的痴迷与热爱。他将自己称为中国历史的“皈依者”。2018年在获得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时，他深情表达了这份热爱之情：“60多年前，我开始对中国着迷，从此再也无法说服自己去追求别的事业……”
　　2021年12月26日，史景迁辞世，国际汉学界从此失去了一位旗帜性的人物。各界纷纷发文悼念，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回顾史景迁的一生，他倾力所作的就是实现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他多次说到，中国是那么复杂而令人着迷。“我的兴趣在于引起人们对中国的兴趣。那里有些我们西方人闻所未闻、思所未思的事情。我们需要努力去了解”。而更需我们着意的，是他对“他性”的一种深刻理解：“我们需要让中国人告诉我们他们的故事，而不是总是告诉他们应该对我们讲些什么”，“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离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也就越近”。史景迁的著述始终呈现的正是这种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融汇与内在张力。
　　毫无疑问，史景迁的学术研究为改变汉学在美国的边缘地位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成功地向西方世界揭开了这个国度昔日的神秘面纱，以一种通俗易懂、易于理解的方式将其意义与内涵呈现在人们面前”。当1960年代史景迁将目光投向中国的时候，中国史研究在美国史学界还难以跻身主流。而60余年后，伴随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史研究在西方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今天，虽然史景迁作为个人的历史书写不能再延续，但是他关于中国的大量著作无疑将永恒成为外部世界理解这个文明古国的一把钥匙。

李炜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