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兵法

把兵法移用到读书上来，表面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实则不然。因为读书学习也如打仗用兵，需要方法和策略，运用妥当则事半功倍，能够助力学习者透彻地掌握知识、增长本领。
　　说到兵法与读书的互通，中国古人早有论述。《孙子兵法》云：“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北宋文学家黄庭坚取其“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八字，化兵法为读书法，曰：“古人有言：‘并敌一向，千里杀将。’要须心地收汗马之功，读书乃有味。弃书策而游息，书味犹在胸中，久之乃见古人用心处。如此则尽心于一两书，其余如破竹节，皆迎刃而解也。”
　　清代学者文廷式对此“读书法”大加赞赏：“黄山谷（黄庭坚）尝取兵家言‘并敌一向，千里杀将’二语，以为有如此劲悍，而后可以读书。”他用兵法比喻读书方法，形象地阐释了“八字”读书法的要旨在“须心地”（集中精力）和“劲悍”（坚忍一心）两处，其特征在于强调全力以赴下功夫。
　　宋代大儒朱熹有云：“看文字，须是如猛将用兵，直是鏖战一阵；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是不恕他，方得。”意思是说，读书应当竭尽全力就像勇猛的将军用兵打仗，一阵冲杀，奋力苦战；应当深思细究，就像严酷的官吏审理案件，推理查问一追到底，决不能精力松懈放过难点，这样才会有所收获。此外，再如读书质疑法。学贵质疑，孔子主张“每事问”，韩愈提倡“行成于思”，带着疑问读书为古今中外很多学者认可。这在《朱子语类》中也有主张，“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因叹“‘骤进’二字，最下得好，须是如此。若进得些子，或进或退，若存若亡，不济事。如用兵相杀，争得些儿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济事。须大杀一番，方是善胜。为学之要，亦是如此”。文中把学者读书治学与用兵相比类，小疑小进“不济事”，大疑大进的读书才如同打仗中的“善胜”，这个比喻非常形象贴切。
　　读书与用兵，二者的方法和策略有很多相通之处。战争中的战略部署、用兵遣将、运筹帷幄的许多原则，都为读书学习带来一些启示。
　　读书学习如“攻”书，最忌浅尝辄止。毛泽东把读书学习叫作“攻书”。要“攻”，就不能半途而废、浅尝辄止，必须到“底”。1939年5月，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运动的最大顽敌”。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知识和本领的获得绝非一帆风顺、轻而易举，读书治学必须战胜一知半解、畏难退缩的情绪，只有坚持一往无前的拼搏精神，坚持攻坚克难、攻城略地的雄心壮志，才能学有所获。
　　读书需打持久战，不可操之过急。读书学习不仅是一般的脑力劳动，更是精神和意志的磨练过程，需以日拱一卒、慢火细炖的耐力恒心，逐一攻克书本上的“娄山关”“腊子口”，才能收获战果。老一辈革命家谢觉哉曾作《攻书》一诗，阐明其读书心得：“读书如垦地，斩棘铲不平。读书如攻城，坑道要打通。剩勇追穷寇，寸土在必争。痛打落水狗，不使逃再生。排除其糟粕，缴获其精英。如斯读书者，方可谓之攻。”要想深悟书中的要旨，汲取其中的智慧，最忌小胜即满，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我国古代重要军事著作《司马法》中讲，“凡战，以力久，以气胜”。这种兵法原则强调的是恒心和意志，同样适用于读书。
　　精读需集中力量、步步深入。宋代苏轼独创了“八面受敌”的精读法。古代兵法中有一条原则叫“我专而敌分”，如果八面受敌则不可以八面出击，而应集中力量，各个击破。苏轼借用这条军事术语来总结自己长期读书的经验，他说：“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他强调的是经典书籍中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人们可以针对不同需要从各个角度多次反复研读，这样步步深入，就能读懂整本书籍，书就读“厚”了。这种方法为古今学者所称道，明清学者称之为“诚读书之良法也”。毛泽东说，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
　　此外，关于读书的规则与用兵的关系，不少学者也有相关思考和论述。清代名士法式善在其诗《读书四首》中云：“读书如将兵，当先讲纪律。将军扫群寇，势若风雨疾。”意思是说读书如同将军带兵作战，必当严明军纪，有了严明的纪律，军队打起仗来，才能势如疾风暴雨，扫灭敌寇。言外之意，读书当先有一定的规则，不能没有目标、没有次序，轻率地泛泛而读。
　　《左传》中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战争中形成的兵法思想博大精深，凝结着古圣先贤的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仍然具有丰厚的时代价值。掌握兵法“知变”韬略中蕴含的辩证思维，将其运用于读书治学等提升人们知识和修养的活动中，一定会大有裨益。

褚振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