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池书院：被毛泽东称为清末全国书院之冠

莲池书院位于河北保定的古城中心，坐落在著名的北方园林古莲花池中，书院因其所在而得名。园林初名雪香园，为金元之际名将张柔所建，后赠予部将作私人园林，当时大儒郝经记载此处景致“茂树葱郁”“鱼泳而鸟翔”“虽城市嚣嚣而得三湘七泽之乐，可谓胜地矣”，明代称之为“古莲花池”，莲池因荷得名，以水为胜，但为之注入更丰富人文内涵的却是清代创办的莲池书院。1918年，毛泽东为安排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第一次来到保定游览了古莲花池。1952年，他南下考察途中，重游莲池书院时说：“莲池之所以有名，关键是莲池书院有名，莲池书院在清末可称为全国书院之冠。”一语道出了莲池书院的知名度和在中国书院史上的重要地位。
       备受重视的官办学府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直隶总督李卫奉旨创建了莲池书院，院舍主体在莲池西北部，建有讲堂、圣殿、魁阁、斋舍等建筑，“厅事五间，精舍三间，廊庑共十一间，群房共四十余间”，另辟“南园”于东南部，为诸生自修、研习之所。整个书院山环水绕、亭台楼阁参差错落，优雅别致，是读书问学的好地方，成为清代直隶最高学府。莲池书院在办学的170年岁月里，汇集了众多名师大家、培育了大量英贤俊才，堪称清代官办书院的典范，对促进直隶乃至全国的学术传播和文教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自创立以来，莲池书院受到历代皇帝高度重视，特别是乾隆帝多次来书院巡视，赐御书“绪式濂溪”匾，希望师生效法北宋理学家、《爱莲说》作者周敦颐。在巡幸过程中，乾隆帝还给予师生不少赏赐，并赋诗多首，勉励师生一心向学，其一曰：“西巡回驻郡城边，便幸莲池读爱莲。不必有花识君子，所欣此地育英贤”，表达了对莲池书院培养英才的深切期望。乾隆帝高度重视书院师资的选拔，在《训饬直省书院师生》的上谕中说，“居讲席者，固宜老成宿望”“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乡士模范者”，为书院聘请师资制定了标准，认为院长要由知识渊博、品行端正和威望崇高的学者来担任。
　　清代历任直隶总督对莲池书院也格外关心和支持。嘉庆、道光年间三任直隶总督那彦成将家藏的包括唐褚遂良的《千字文》、颜真卿的《千福碑》、怀素的《自叙帖》、宋米芾的《虹县诗》、明董其昌的《云隐山房题记》等珍贵的名贤墨迹和旧拓拿出来，摹刻上石，嵌在了莲池书院南楼壁间，世称《莲池书院法帖》。这些法帖集中了历代书法大家的精品，供书院学生观摩，成就了一段艺林翰墨佳话。曾国藩督直期间，秉持湘学精神，倡导桐城派文风，极大地影响了直隶士风。“曾门四弟子”中造诣最高的张裕钊和吴汝纶两人接续主持莲池书院，将桐城派在北方发展壮大，为振兴直隶文教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人评价“张、吴两先生主讲保定之莲池书院，先后十余载，北方学者多出于其门。此两先生者，皆尝亲承绪论于曾氏，于是燕蓟之间始有桐城之学”。
       闻名天下的硕儒名师
　　莲池书院成立以来“延名宿，集诸生，肄习书院，劝学兴德”，可谓名师云集、硕儒荟萃，汪师韩、章学诚、祁韵士、黄彭年、何秋涛、李嘉端、王振纲、张裕钊、吴汝纶等在清代学术史、思想史上产生很大影响的名儒硕学先后出任院长，塑造了“经世致用、入古出新、南北合流、中西交融”的莲池精神。特别是光绪年间黄彭年、张裕钊、吴汝纶三位名家先后掌学，莲池书院的盛名不仅海内共知，还远播海外，名扬天下。
　　黄彭年，字子寿，号陶楼，贵州贵筑（今贵阳）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为人廉明刚毅，博学多通，长于史学及方志、地理之学。黄彭年于咸丰和光绪年间前后两次出任莲池书院院长，《清史稿》称其“主讲莲池及在吴时设学古堂，成就尤众”，主要成就有：一是扩建书院，增修讲舍二十四间；二是奏请将万卷楼划归书院，购置书籍二万卷，使藏书共达三万余卷；三是创办“学古堂”，订立学规九条，光绪年间《保定府志》载，“学古堂在书院东，光绪八年总督李鸿章、院长黄彭年因莲花池万卷楼置，广储书籍，明立章程，为诸生肄业古学之所”，在教学上，不拘泥于科举应试课程，创设古课，开展朴学研究，扩大学术视野、规范读书方法；四是改革教学方法，提出“化乡酬世”的教育理念，使书院朝着经世致用的方向发展，黄彭年在《莲池书院记》中提出：“穷则以孝悌忠信化其乡，达则以经济文章酬乎世”，表达了不拘俗世的教育理念，即读书目的不应是“博科第”“登显要”，而要承担社会责任，当济世之才，倡导诸生学习知识要广博，对各地风俗、中外形势应多加了解。
　　张裕钊，字廉卿，号濂亭，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举人，专事训诂，精通经史，古文造诣极深，并以书法著称于世，自言“于人世都无所嗜好，独自幼酷喜文事”。光绪九年（1883年）起，张裕钊任莲池书院院长，他认为兴学育才是治国、强国根本，“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主张学以致用，崇尚通经致用、明体达用之学，反对“学为科举之文而已”；注重拓宽学生知识面，接触西学，经常以“策问”的形式要求学生回答关于新学的问题；还首开接待外国访问学者，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先例。1884年，日本学者冈千仞前来访学；1887年，日本人宫岛大八因仰慕张裕钊的才学，坚持来保定拜师，留学于莲池书院。他跟随老师七载，持弟子礼甚恭，照料出力尤多，直至张先生故去方才回国，后创办善邻书院，为张氏书法和中华文化在日本传播作出了贡献。1986年，“张裕钊 宫岛大八师生纪念碑”在莲池书院旧址落成，两国人民永久纪念这段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吴汝纶，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其古文功底深厚，乃桐城派最后的大师，有“海内大师”和“古文宗匠”之誉。他以科举正途跻身官场，其学识文章深得曾国藩、李鸿章赏识器重，先后入曾、李幕府。光绪十五年（1889年）起，吴汝纶主持莲池书院达13年之久，是目前已知莲池书院院长中任职最长的。在任期间，他推动书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是为学强调以“经世致用”为宗旨，读经治史，兼采中外，以文章为一切学问根基；二是教学上重视新学，提倡西学，主张废除科举，向西方学习变法自强；三是聘请英国、日本教师，创设西文学堂和东文学堂，鼓励书院学生出国留学，认为只有“精通外语，熟习各国政治，始能宏济时变，以御外辱”；四是增加经费投入，保证学生质量的前提下，放宽招生条件，强化奖励机制，在考试制度方面，将开卷改为闭卷，对考试优秀者给予奖励。
　　1942年，一位署名“葭翁”的莲池弟子访书院故址后，写下了如下诗句：“莲池学派盛同光，第一师承贵筑黄（子寿先生首主莲池书院）。后有桐城传嫡乳（吴挚甫先生最后长书院），中流砥柱武昌张（张廉卿先生继黄而先吴）。”回顾了黄、张、吴三人主持书院的盛名与辉煌，反映了三位大家对书院乃至学界发展的贡献之巨大、影响之深远早已为世所公认。
       代不乏人的高徒才俊
　　常言道“好笋出好竹，名师出高徒”，正因莲池书院有硕儒大师掌院主讲，又有饱学名师谆谆教导，塑造了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文风，讲求实学、时务与古文辞并重的学风，才得以培养了一批批经世致用的人才，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状元、官至湖广总督的大学问家毕沅，中国历史上的末科状元、“第一人中最后人”刘春霖，其他卓有成就的还有尹嘉铨、王发桂、苏维垣、胡景桂、王树枏、贺涛、刘若曾、贾恩绂、张以南、孟庆荣、尚秉和、李刚己、高步瀛、谷钟秀、邢赞亭等。这些莲池弟子或为学，或从政，也有的投身实业，真可谓“以勋光文曜，彪炳于仕途、议院、学校者，不可屈指数”。
　　1895年，刘春霖兄长、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刘春堂在《莲池书院碑铭》写道：“莲池书院者，北学盛衰一大关会也……数年以来，北地士风蒸然日上，三辅英杰多出其中”；1929年，吴汝纶之子吴闿生这样记述莲池书院的盛况：“才俊之士奋起云兴，标英声而腾茂实者，先后相望不绝也……畿辅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取巍科登显仕，大率莲池高第，江浙川粤各省望风敛避，莫敢抗衡，其声势可谓盛哉”。这说明，清末民初，莲池书院不但成为文化学术的重镇，而且更是北方人才之渊薮。这里名师云集、人才济济，并造就了科甲鼎盛、精英荟萃。名师高徒的教学相长、不断磨砺也实现了相互成全、彼此成就，名师辈出、名徒不断才使莲池书院声振全国、名扬中外，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颁布改书院为学堂上谕，两年后莲池书院正式停办，改为校士馆，后又改为文学馆；1912年，改建为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1936年，宋哲元等在书院旧址发起成立莲池讲学院，次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讲学院被迫停办。近年来，河北学界乃至社会各界一直努力复兴莲池书院，2022年7月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保定市与河北大学签约共建莲池书院，双方将深入挖掘“莲池书院”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重塑“莲池书院”文化品牌，打造特色鲜明的书院复兴典范和传统文化创新标志，使这座有着近300年历史的黉门学府重现生机与活力。

吴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