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源远流长的桃文化

三月赏花，七月品果，这说的正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桃。桃，隶属蔷薇科李属，是原产于我国的古老果树之一，如今已遍布全世界，年产量达2000万吨。桃在中国不仅有源远流长的栽培历史，在文化中更是意义非凡。
       中国是桃的故乡
　　桃，自古就备受我国先民重视。《山海经》作为上古山川地理之书，对植物分布等情况记载详细，其中对“桃”有16处，如“边春之山多葱、葵、韭、桃、李”等，证明在上古时代，我国各地就广泛分布着野生桃。《诗经·园有桃》中说道：“园有桃，其实之肴。”“园”是指栽培果树林木之所，表明自3000年前起，我国先民就意识到桃味道鲜美，是难得的佳果，并具有经济价值，便在园中人工种植桃树。
　　不仅文字记载表明桃原产于我国，近代中国考古还出土了大量桃文物。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6000—7000年前的野生桃核；在河南郑州二里岗、江苏海安青墩、浙江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坂、余姚河姆渡以及广西钦州独料等地，均有6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桃核出土；1973年，河北藁城台西村发现距今约3000多年的栽培桃的桃核，和今天栽培的桃完全相同；2010年云南“昆明桃”的发现，是“桃子起源于中国”有力的化石文物证据，更是将桃的演化史向前推进到距今260万年。或许可以认为，在人类出现在华夏大地上之前，桃花就已经在昆明山岗上迎着温暖的春风热烈盛开了。
　　然而关于桃的起源，世界历史上存在争议。有很长一段时间，桃被认为产自波斯，如桃的拉丁名Prunuspersica，“persica”意为“波斯果”。古罗马时期，桃被称为“波斯苹果”。后来，这个名字逐渐被欧洲各国语言继承，于是就有了英语中的peach、法语中的pêche、德语中的pfirsich、意大利语中的pesca、葡萄牙语中的pêssego等等，而这些词的原意都是“来自波斯”。
　　这是为什么呢？公元前一世纪开始，为争夺小亚细亚统治权和东西方商路，位于伊朗高原的安息王国和萨珊王朝，先后与罗马帝国爆发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争。公元前二世纪，备受中国人喜爱的桃树，沿着“丝绸之路”从甘肃、新疆，经由中亚向西传播到波斯。在几百年间，桃树从波斯再次出发，于公元一世纪到达罗马，后经地中海的沿岸各国，渐次传入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公元九世纪起，欧洲种植桃树逐渐多起来。公元十五世纪，桃树被引进了英国。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桃树随欧洲移民进入美洲，成为全球温带地区重要的树种之一。
　　如今，中国是世界上桃子产量最大的国家，每年生产1千万吨桃子，占全世界桃产量的一半。我国知名的桃子产地有山东省、河南省、河北省、北京市、陕西省、辽宁省、安徽省、上海市等地。北京市平谷区大桃、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水蜜桃、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黄桃等，已被列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无处不在的桃文化
　　桃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多种“打开方式”，被寄予了独特的“桃文化”。
　　桃木寓意着吉祥平安。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压伏邪气者也。传说夸父追日，临死前将神木抛出化成了一片桃林。此外还有后羿被桃木棒击杀的传说。汉时，刻桃印挂于门户，称为桃印懋，《后汉书·礼仪志》中“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桃味辛气恶，故能厌邪气。”关于桃木能避邪的传说不一，也成就了桃木成为吉祥平安的象征。
　　春联起源于“桃符”。桃符，是长六寸、宽三寸的桃木板。桃符演变成春联，起源于五代十国时期。据史书记载，后蜀主孟昶曾经令学士张逊在桃木板上题词。张逊写完后，蜀主认为不对仗，便提笔写道：“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于是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副“春联”，但此时人们依然称之为桃符。后来随着纸的出现和普及，人们便将厚重的桃木板换成了红纸张，到了明代，桃符正式以“春联”的身份亮相。
　　桃象征长寿。《神农本草经》说：“玉桃，服之长生不死。”两汉以后，桃被赋予了养生长寿的寓意。民间年画上的老寿星，手里总是捧着硕大的寿桃。直到今天，老人过生日做寿时蒸桃形的馒头，桃尖染成红色，以祝福老人健康长寿，已成为一种习俗。
       中国文人的精神寄托
　　四时花映心境，如人生。桃不仅出现在生活中，更深深扎根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里。
　　《红楼梦》里的名场面“黛玉葬花”中的花就有桃花。“柳丝榆英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之所以在这里让桃花成为林黛玉的花语，是因为曹雪芹深知桃花寄托着中国文人太多悲欢与领悟，重叠着太多文化意象。他还借薛宝钗感慨“从来桃花诗最多”。
　　刘禹锡在“二王八司马”事件被贬十年后，奉诏回京。在这年春天，他去京郊赏花，写下一首桃花诗。《玄都观桃花》：“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首诗貌似写桃花，其实是讽刺无良权贵，嘲笑他们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之中，赶着热闹去看桃花一样。这次刘禹锡被外放当连州刺史。但他依旧没有屈服，多年后，他再次复出，先后任东都尚书和主客郎中。他重游玄都观，感慨万千，却还是执着地写桃花。他在《再游玄都观》中写道：“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依旧调侃不屑，展现的是中国文人不屈不挠的风骨。
　　将中国文人对桃花的偏执带到更理想境地的便是《桃花源记》了。作为亲身从事农耕的士大夫文人，陶渊明热爱与纯真朴实的农民相处的田园生活。梁启超曾说：“他快乐不是从安逸得来，完全从勤劳得来。”正因为他亲身参加劳动，从中体会到劳作的艰苦，体会到人民的困苦，体会到饥寒的痛苦，于是美好家园桃花源就这样出现了：“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自古以来，中国文人所追求的桃花源，正是广大人民群众“宜居宜业和美”的乐土。（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