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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张载曾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虽然观点不一，但理想追求却一脉相承。在日本汉学界，《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此“近代”实为“近世”之意，指宋、元、明、清）一书以宽广的视野生动诠释了先贤们这一理想追求，再现了具有活泼气息的中国思想史，是二战后日本研究中国思想的优秀著作。作者岛田虔次是日本著名中国思想史学家、二战后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自1941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的近60年间，岛田虔次就一直辛勤耕耘在中国学术文化研究领域，尤其醉心于中国儒学，为促进中日两国思想史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
年少立志，自居“读者”
1917年，岛田虔次于广岛县三次市出生，毕业于京都大学，先后任职于长野县立野泽高等女子学校、东海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等单位，被授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称号。
1941年从京都大学毕业时，他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围绕阳明学展开的，题目为《阳明学的人的概念、自我意识的展开及其意义》。文中重点阐述“人”的概念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吾”的视角，将其置于社会之中，动态鲜明地呈现了从王阳明到李贽的思想史演变。他运用重“内”轻“外”、“内”“外”互动的理路来论述中国“近代思维”的产生。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该理路也充分体现在他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等成果当中。
岛田虔次自青年时代就痴迷于汉学文化，立志成为一名终身“读者”。本科毕业后，他成为长野县立野泽高等女子学校教员，1943年，入职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担任助手一职。工作后，岛田虔次并未放弃他持续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理想抱负和读书治学的志向。1945年，岛田虔次在阅读《历史和自然科学：关于道德的起源》一书时曾留下批注：“即使一生以‘读者’终老，又有何可遗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岛田虔次成为东海大学预科教授。1949年，赴京都大学担任人文科学研究所助理教授。同年，出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一书，此书奠定了岛田虔次在日本汉学界不可动摇之地位，是战后日本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在该书自序中，岛田虔次曾表示：“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对黄氏的关心毫无衰减，我相信我把他的文章差不多都看完了。”可见，他对于中国思想史的“迷恋”程度。在看过嵇文甫的《王学左派》之后，岛田虔次逐渐对泰州学派产生了浓厚兴趣。
治学严谨，真知灼见
岛田虔次是一位具有独立思想的学者，在中国学术思想研究问题上有着真知灼见。
在学术观点上，岛田虔次认为中国社会自宋明之后，就逐渐产生“现代”的萌芽。同时，他还着重分析了“万物一体之仁”的观点，认为“其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决不是特意图之而然，而只是其心之仁本来就是那样的缘故”。因此，在岛田虔次看来，阳明学的出现是一场和西方文艺复兴思想具有同等地位的东方启蒙运动，这一观点也有力地驳斥了“亚洲停滞论”的说法。虽然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受到大地主阶级的层层阻挠，但并不是像有的史学家所认为的——中国思想处于古代文明社会之中一直停滞不前。与此同时，岛田虔次在著作中进一步阐述了从朱子学到阳明学的发展历程，勾勒出了阳明学和清代考证学之间的关系，强调中国思想在深层上是连续的，是缓慢向前发展的。他指出，“明清的非连续性，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不抓住在其本质上所存在的、具有深刻连续性的基础构造，那么，要想统一地把握近世的中国，归根结底是不可能的”。
在学术立场上，岛田虔次对中国学术思想及其厚重的历史积淀充满敬佩之情，坚决反对全盘否定中国思想的言论，认为阳明学是实践性的哲学，人亦是实践中的人。岛田虔次认为，对于中国儒学的研究不能局限在概念的推演上，要深入把握心学的核心、根本动力、实践主体等实质问题。应从历史的连贯性出发，结合东方社会的实际进行研究。此外，他还强烈反对用带有西方色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评判东方思想，认为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东方社会，虽然要将中国放在世界史特别是思想发展史当中来进行考察，但要主动跳出西方评价框架去看待中国近代思想史。他始终认为中国普通人的生活意识才是中国哲学思索的基盘，“人由于唯独把‘内’‘良知’作为问题，反倒开辟了对于外的知识、技能等的积极评价之道”。尤其是在讨论佛教与宋学关系时，他指出，虽然佛教对宋学产生了影响，但宋学并不是佛教的“翻版”，只有将思想嵌入中国宏观社会发展中，才能有准确的理解。
在研究方法上，他注重资料收集，特别讲究对中国原著的解读。岛田虔次治学严谨、谦逊，他曾自嘲其早期文章是“难为情的文章”。他认为，只有熟悉中国语才能研究好中国史，撰写文章时要建立在严谨的考证基础之上，通过引用大量目录、批注等形式，引经据典，从而才能形成对自身观点的支撑。在分析观点时，岛田虔次较少从当时的背景入手，而是强调对思想主体的深入研究。在他的著作中基本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兼顾和统一，从而避免了脱离实际的学究式研究。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岛田虔次始终致力于传播中华文明，倡导中日友好。1960年、1973年，岛田虔次曾两次作为日本访华团成员访问中国，与中国学术界建立了友好交流。1974年，他前往巴黎专门学习海外汉学界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
在长达几十年的学术生涯里，岛田虔次著作等身。回顾岛田虔次的一生，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一直笔耕不辍，除了代表作《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朱子学与阳明学》之外，他还先后参与了《亚洲历史事典》《资产阶级革命的比较研究》《思想的历史第六卷》《世界文学小辞典》《岩波讲座——世界历史》《清末民初政治评论集》等著作的撰写工作。《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是岛田虔次逝世两年后，由其学生根据他生前的意愿而整理出版的。
一世勤学，一生育人，桃李满天下。自1977年起，岛田虔次在京都大学开设“明末的思想与社会”“刘师培思想”等课程，使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华文明，为中日友好往来营造了良好氛围。在《悼念岛田虔次先生》一文中，森纪子回忆道：“先生带来的书籍原该用来介绍史料的，可是突然被书中的某段记述吸引住了。于是，将讲了一半的课程丢到一边，津津有味地朗读起来。话题可以从清末知识分子讲到俄国知识分子，还可以延伸到其他许多方面。”“用废旧纸切成的细长纸条，在半截信封外探头探脑，不用说就知道这是作为书签使用的。有好多本绿色硬封面的薄本子，叠成一堆，其中就记录着先生和我们闲谈时，那一个个趣味浓厚、耐人寻味的学术问题。”由此可见，他的课堂氛围独具特色，形成了对学生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岛田流派作风”。
2000年，岛田虔次去世后，其藏书分别捐赠至日本京都大学、韩国东国大学、中国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他的学生狭间直树等继承其遗志，投身到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之中。回顾其一生，岛田虔次真正达到了《传习录》中所说的“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之境界，他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鞠躬尽瘁，通过与先贤跨越千年的对话，为中日文化与学术交流搭建了桥梁，从而让更多的人去读懂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马明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