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氾胜之书》中的术与道

  在汉武帝广辟田亩、大兴农事之际，我国古代杰出的农学家氾胜之兴神农之教、继陶朱之风，“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他在指导关中农业生产实践的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农学经验，对当时流行的“粪种法”“溲种法”等种田方法进行了改良，创新了“区田法”，使关中地区获得丰产，保障了当时汉帝国都城的粮食供应。氾胜之的思想成果纠集于《氾胜之书》中，标志着精耕细作的农学思想新发展，并为《齐民要术》等后世农书广为征引。然而《氾胜之书》原书在流传中遗失，当今版本乃是根据《齐民要术》所引条文辑录而成。《氾胜之书》现存18篇，囊括了禾、黍、麦、稻、稗、大豆、小豆、枲、麻、瓜等13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提出了“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六条紧密关联的农业生产原则，其中既包蕴着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农业思想和哲学基因，又体现着鲜明的资政重本取向，乃是“术”与“道”的统一体。
　　“氾胜之术”：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
　　精耕细作是在集约用地情况下所采用的一套整地、选种、施肥以及田间管理的综合技术方案，其优势在于以增强劳动投入改善自然环境、提升生产效率，同时达成农田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技术模式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的沟洫农业，在秦汉时期的北方地区关中平原得到了长足发展。《氾胜之书》涵盖了汉代精耕细作农业的诸多标志性技术成就，提出了溲种法、点种法、区田法等生产方法。
　　郑玄称氾胜之的贡献在于“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胜之术也”。所谓“土化之法”，即是改良土壤、增加农产的方法，而改良土壤的前提，则是对土壤强弱、肥瘦、厚薄等性质有充分的了解和区分。氾胜之善于观察土壤的状态，判断改良不同土壤的时机。如春天地气通达，则是耕硬地黑垆土的时节，此时多次耕地，以磨平泥块、将土和匀，这就是“强土弱之”法。相应地，在杏花繁盛时则应耕弱土，通过辊压、牛羊踩踏等方法使土质紧实，就是“弱土而强之”法。通过调节土壤结构，农田得以保存空气、留存水养，提供有利于作物根系的良好条件。
　　“溲种法”是氾胜之在“粪种法”基础上用以改良土壤的重要方法。他认为“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在13种作物栽培中，氾胜之一一列出采用针对性的粪肥配方。关于“溲种”，书中亦列有详细的处理过程：“又取马骨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渍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蚕矢、羊矢各等分，挠，令洞洞如稠粥……至可种时，以余汁溲而种之，则禾稼不蝗虫。”“无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谷之精也，使稼耐旱。常以冬藏雪汁，器盛，埋于地中。治种如此，则收常倍。”现代农学家分析指出，马骨、蚕粪和羊粪有利于为禾苗增肥，而剧毒的附子则可以杀灭细菌、防治害虫。雪水相比普通雨水，重水含量少75%，因此更有助于植物生长。
　　氾胜之发明的“区田法”，则在我国古代农业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区田法”假托伊尹“教民粪种，负水浇稼”之事迹，在三辅地区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区推广，据氾胜之所言，可达“十亩收千石”的丰产效果。尽管这一产量估计存在争议，但其中的先进性至今依然为农学家推崇。实施区田法，首先需要精细整理土地，预先规划农田的数目、面积、功能分区及挖土深度，同时按田亩方寸分配不同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务求“庶尽地利”。再者，种植区田需要合理播种，疏密有度，按照不同种类作物安排植株区间，以满足各种庄稼通风和光照的需求。同时，“区田法”需要配合精确施肥、适量灌溉、适时田间管理等农作技术。整体而言，“区田法”的农业生产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利用单户家庭内的劳动力存量，具有高产的前景。尽管相较于当时正在普及的铁犁牛耕并不具有太大优势，但合理利用天时地利配以人和的农业思想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氾胜之道”：天地人统一的农业哲学思想
　　在中国传统“三才论”基础上生发出的天地人统一的农业哲学思想，指导着精耕细作农业的运作。而这一模式获得农业丰产的秘诀，则是本着天（农业生产的气候条件）、地（农业生产的土地条件）、人（农业生产的主体）三才统一的整体观，使人的活动与天时相协、与地利相调，从而改善作物的生长环境。正像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所总结，中国传统科技体系的背后，是一套有机主义的自然观。从《夏小正》开“三才统一”的先河，到《礼记·月令》《吕氏春秋》描绘“天—地—人”的宇宙图式，“三才论”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业，不仅重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物质循环，而且摆正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氾胜之书》取得的思想成就，离不开天地人统一的农业哲学基础。
　　氾胜之在《耕田》篇中贯彻了顺应天地的精神。他说：“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其中居于前两位的“趣时”与“和土”便为天与地的条件，而其余的“务粪”“泽”“早锄”“早获”则是人利用改造环境做出的努力。这六项原则相互配合，才能为农作物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论及耕田时机的选择，氾胜之时刻注意人的农作活动是否与天、地相应，即便土地瘠薄，只要注意天地人的和谐统一，也能达到高产丰收的目的。判断春耕、夏耕和秋耕的时节，需要根据天气与地气的变化，以便掌握土地温度、湿度等状态。如“春冻解，地气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气始暑，阴气始盛，土复解。夏至后九十日，昼夜分，天地气和”，此时耕田，就可事半功倍。同样，在农历五月和六月耕种麦田则可“一当三”、“一当再”，而七月再耕则误农时，效果亦“五不当一”。
　　在天地自然的约束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农业环境，是《氾胜之书》的中心内容。根据不同作物的习性，氾胜之遴选合适的种植方法与时机，务求每种作物各得其时，得到天地长养。他为作物争取合适的天时，认为九谷种植皆有忌日，“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未，小麦忌戌，大麦忌子，大豆忌申卯”，忌日的天时地气与作物本性相冲突，若强行种植则收成微薄。种黍需要“先夏至二十日，此时有雨，强土可种黍”，种麦则“得时无不善。夏至后七十日，可种宿麦”，种稻需“春冻解，耕反其土”，种禾需“三月榆荚时有雨，高地强土可种禾”等等。这些是综合季节、物候、雨水、土质等各种因素确定的经验总结，其中天的因素包括“榆荚时”等物候、“夏至”等节气、“有雨”等天气，地的因素则包括“春冻解”、“高地”、“强土”等等。农民的任务就是顺应天时地利，挑选合适的植株，创造作物茁壮生长的自然条件。
　　《氾胜之书》中的“治国之道”：资政重本的思想取向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生产在国家全局中的突出地位不言而喻，因而古代农学家的思想都带有明显的实践指向。我国农史专家石声汉曾言，“以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者，作为国防上人力物力的来源，在我们中国是‘古已有之’的‘农本思想’”，此言精准概括农业思想家资政重本的共性，《氾胜之书》亦无出其外。虽然现存的《氾胜之书》仅为残本，但从其成书背景、书中具体的种植术到书后杂项，无一不渗透着氾胜之对农事与国政紧密联系的认识。氾胜之关于农业生产地位的更多思考已不得而知，但其保障粮食安全的思想，则在《氾胜之书》中尤为突出。
　　早在战国时代，农家已经意识到农业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如《吕氏春秋·上农》中开篇即言“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且将农业生产与社会道德和秩序联系起来，主张通过重农达到“边境安，主位尊”、“公法立，力专一”的统治效果。氾胜之认为“谷帛实天下之命”，一语言中农业生产在国家运转中的关键地位。《氾胜之书·杂项》中提到“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言明粮食问题事关国家存亡；同时，称赞“卫尉前上蚕法”和“今上农事”乃是“忠国忧民”的做法，亦暗言自己写作此书的目的。
　　氾胜之资政重本的思想取向，与当时西汉拓土战争下的社会状况存在深刻联系。武帝朝长达50余年的对外战争带来了国内深重的粮荒与财政危机，据《史记·平准书》记载，“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同时，汉武帝时代灾荒频发，据历史学家整理，西汉共历11次大型水旱灾害，武帝朝占4次，频繁的自然灾害直接降低农业产量，影响战争局势。财政危机与自然灾害严重威胁着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同时战时体制下关中作为汉帝国核心区域的稳定需要，又突显出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氾胜之“督三辅种麦”，正发挥着辅“天下之命”的作用。
　　《氾胜之书》将维护粮食安全当作重要任务，围绕关中地区粮食生产保障问题提出了三方面解决措施：精耕细作以增加产量，作物种类多元化以备荒年，发展漕运以保障粮食供应。区田法作为氾胜之的主要发明，增加施肥、灌溉和田间管理，动员单户家庭的男女劳动力等方法提高农田单位产量。同时，《氾胜之书》中所收录的13种作物中，有不少是为备荒所种，例如稗子“既堪水旱，种无不熟之时……良田亩得二三十斛，宜种之备凶年”，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此外，氾胜之引用吴王夫差开邗沟之例，暗示漕运亦为保障地区粮食安全的方法。瓠子河决后，汉武帝采纳大司农郑当时所言“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而益肥关中之地”，开凿黄河漕运，使关中地区粮食供应又添一重保障。
　　《氾胜之书》提出了一套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总结了10余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是当时劳动人民的实践智慧与劳动成果的结晶，其中的某些农业技术至今依然具有参考意义和实用价值。《氾胜之书》是中国古代传统农学天地人统一思想的具体运用，是中国古代“三才论”哲学观点的衍化成果，继承和丰富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既发展了天人和谐的中国传统自然观，亦充分肯定了人作为生产主体的积极作用。《氾胜之书》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和备灾备荒的忧患意识，为适应汉武帝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王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