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老照片寻人活动，打捞出一段核工业历史

        多年来，这张老照片里青春洋溢的气氛感染过无数人。朴素的衣装、纯朴的笑容，他们身份不详，他们很“神秘”，他们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核前辈。

“他们是谁？”每当疑问被提出来，大家的好奇心便会被勾起。在这个年轻人因各种原因而嘲笑理想、提倡“躺平”的年代，探求20世纪60年代这群创业青年的心理与思想，也具有了新的意义。

2022年春夏之际，在中国核工业科技馆，又一位被陈列在这里的这张老照片打动的访客忍不住发问，促使有关方面下了“一定要找到他们”的决心。

在中核传媒与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宣传部的共同努力下，照片中9位核前辈的身份信息终于被找到，而且其中的3位老人尚健在。

接力拼凑的信息碎片

寻找老照片人物的过程是一场接力赛。依据图片说明中简短的一句话“到四〇四参加建设”，中核四〇四的工作人员开始翻厂史、咨询离退休老前辈等，初步拼凑出了一个可能人员名单。但这些人中，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很早就离开四〇四厂甚至核系统，唯有左三被认为是现居上海的朱紫石，尚留有电话。但电话拨过去却是朱老先生的老伴接的，她说朱老先生因前些年得过几次重病，许多事情都不记得了，而且她对老伴早期的工作经历也一无所知……

线索又断了，工作人员只好开始查阅核工业厂史资料，并从尚能查阅到个人档案的两个人——彭子彬与张同星的信息着手。

此时，中国核工业报社也加入其中，与中核四〇四联手寻人。

在张同星的个人档案里，有这样一条记录：“1960年5月至1963年7月调至北京实习，1963年7月调回四〇四厂参加建设。”而在厂史资料中，1963年的工作总结里有一条“‘大干8、9、10，抢建一线’大会战”的记载。据此推测，这群当年为去四〇四基地而作准备的实习生，是否是奔着这个任务集结到二机部东门，留下的这张照片？可照片上的人都穿着棉衣棉裤，周围的树枝也光秃秃的，并非北京7月份的光景。

再看彭子彬的档案里，与张同星在京时间重叠的经历有这么一处记录：“1962.4—1963.10在北京实习。”

凭借这三条信息记录中的时空交叉，寻人小组讨论后猜测，照片的拍摄时间可能在1962年到1963年的冬春时节。

一块“磁石”的强大引力

为了广泛征集线索，《中国核工业报》刊发了《一张60年前老照片引发的寻找》一文，并刊出了大尺寸的老照片，“中国核工业”公众号也同步推送了相关的图文。内容发出后，立即引来了一个小范围的关注。曾在四〇四厂工作过的许多老同志积极反馈了很多信息，与寻人小组初步搜集到的信息基本一致。

为了扩大寻人信息的传播范围，工作人员又到老照片拍摄原址，策划拍摄了《老照片寻人启事》小视频，发布在“中核集团”视频号上。这一次，就像把一块磁石扔进了人海，把那些与核工业有着远近关联的读者们都吸引了过来。而视频中留下的那个电话号码，如同一把钥匙，吸引着核工业老同志们一个接一个地站出来，颤颤巍巍地扭开了自己记忆的大门，迈回几十年前的奋斗岁月。

“说不出他们的名字，可我跟他们就是同时代的人，在同一个地方奋斗过。”

“右一我认识。”

“我知道这些人，我的父亲就曾跟他们一起工作过。”

…………

有一位老太太晚上七点多打来电话，她记忆已不太清晰，反复陈说着同样的一些内容，虽然跟老照片上的人没有多大关系，但接听电话的记者并不忍心挂断，持续听她说了一个多小时。还有位老先生说，那张老照片拍摄的时候他本人就在现场，同样的场面还有另一张照片，那张照片里就有他，最终他发来了与老照片同一场景的B版。

第一个被确认身份的人

他瘦长脸、高额头、卷刘海，宽大的嘴灿烂地咧开，露出满满一口牙，这些特征都很有辨识度。“右二是彭子彬！”这个说法被重复了五六次之后，彭子彬的女儿彭岷出现了。她带来了父亲诸多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放弃被照顾留京，自己提着档案去了西北；善写文章，人称“一支笔”，被调到甘肃省委工作；在被派驻香港期间，还拒绝了别人提供的移民香港的诱惑……彭岷回忆父亲的文章在“中国核工业”公众号上阅读量有2.8万人次。

第一个找上门的当事人

按时间推算，工作人员预计老照片上的人差不多都有八九十岁了。“喂！你们是哪里？我就是老照片上个子最高的那个男的……”打电话来的老先生声音洪亮，思维清晰，令大家一时有点不敢相信，直到老先生通过微信发来他在核工业领域工作的不同时期的照片，大家才从那变化的容貌中认出了他——张步盈，他介绍说自己在西北参建四〇四厂，奋斗了8年，又转去四川参与抢建八二一厂，保军转民时期又带领几千职工迁到合肥去创建纺织厂，目前仍定居在安徽。

时过境迁，已经84岁的张步盈也没能说出老照片拍摄的具体时间，只说大概就在1959到1962年之间，当时也是为了工地（西北四〇四基地）宣传展览的需要，临时从各屋叫下来几个人一起拍的，因而他也没能说出所有人的名字，仅认出了彭子彬。

身份最有争议的人

因年代久远，老照片也不是很清晰，仅凭老同志们的肉眼辨识，很容易认错人。谨慎起见，对每一个人身份的确认，工作人员都是尽量获得更多的信息，多方佐证才能最终确认。

最初，“右一是张同星”的说法被反复提及，直到后来张步盈出现，他笃定地说出右一不是张同星，而是当时四〇四厂筹建处处长“孙树孚”。

坚信右一是张同星的读者都有点不能接受这个说法，一位十分关心此事的老同志甚至建议找公安局做技术鉴定。一时之间，工作人员也有点拿不准了，只好从网上找来几张张同星不同角度的照片，与老照片上的右一反复比对。

几天之后，又一个陌生电话打来，“右一是我的父亲孙树孚，就是他带人支起了戈壁滩上的第一顶帐篷……”当被问是否确定时，对方声音有点激动起来，“我十分确定，因为那张老照片上还有我的母亲……”打电话的就是孙树孚与尹虹夫妇的大女儿孙白萍。父亲孙树孚已经去世，母亲尹虹正在西安安度晚年。

孙白萍找来了父母年轻时的一些照片。从眉目五官上看，孙树孚与张同星长得确实有几分相似，导致许多人以为那是张同星。

不久后，工作人员从陕西核服务局微信号上查询到一篇慰问老同志的新闻，其中的一张插图里，一位老太太正在指着家中的相框，相框里正是这张老照片。最终，工作人员才确认了右一是孙树孚，指相框的老人就是尹虹。

同事提起来就想掉泪的人

“记者同志，照片左起第三位我认识，他叫徐文兴。”2022年7月，80岁的郭靖老人打来电话，语气坚定地说。她并非唯一以老照片人物的同事身份联系我们的人，但没有人像她那样，聊起一位下属同事时，如此满怀敬佩。在郭靖的叙述里，徐文兴工作勤恳无私，谦虚谨慎，默默奉献，让人“提起他就想掉泪”“像老黄牛一样”，深深地影响了自己。

老照片上的人是父亲，是母亲，是同事……有的人有幸在沉积的资料和别人的记忆中留下较为详细的工作和生活细节，有的人却未留下多少工作上的“痕迹”，但在家人的亲情记忆中，他们也很有魅力：左一的侯化宣，他对女儿的疼爱感动了数万网友；左二的尹虹，在女儿的叙述里，她在艰苦的环境中仍尽力优雅地生活；左五的马玉珍，有人经了解发现，真实的她远比照片里呈现的更优秀；右三的王锦奎，早年就有着传奇的革命经历；三位在世的老人之一于培英很早就调出了核工业，但也始终记得那些令人难忘的岁月。（记者余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