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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到上海后，于1927年11月在沪正式建立“特科”，由周恩来主要负责。“特科”先后辖有4个科，分别负责总务、情报、保卫、通讯等工作。建立通讯科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共中央对各苏区与工农红军的联系，及时了解各地斗争情况，指导革命实践。单纯依靠地下交通员传递情报、指示已跟不上斗争形势的发展，筹建秘密无线电台的工作被迅速提上日程。
红色电波出现在上海
1928年10月，周恩来分别与李强、张沈川谈话，要求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学会无线电通讯技术。
接受任务后，李强以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与当时在上海经营外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商人交朋友，并从他们那里购买所需要的零件、发动机以及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书刊，一面学习一面摸索，进行收发报机的研制。
张沈川则考入国民党开办的无线电学校。由于勤奋刻苦，他学习了六七个月就上机工作，并且还利用深夜代班的机会，抄下了敌人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交给了党组织。代班时，他还利用电台进行情报搜集工作，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当敌人发现有人“利用军用电台，私通商报”时，张沈川早已安全撤离。
张沈川与李强会合后，一面学习组装收发报机，一面抄收公开电报，以提高收报技能。1929年7月，李强和张沈川着手试装收报机，机子的线路图是由李强绘制的。又经过辛勤努力，收报机终于自制成功。10月，经过继续潜心研究，发报机由李强、张沈川自制成功。
在掌握各项技能后，张沈川、李强等人又开办学习班，为党培训了黄尚英等一批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经过不懈努力，他们培训出第一批报务员，在上海建立了我党的第一部秘密无线电台。这个电台的第一本密码是周恩来编制的。
秘密电台的台址在当时上海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号的一栋石库门三层楼房里。电台由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分管报务。电台的天线架设于三楼晒台上和屋脊上，利用各种伪装加以掩护。电台还收抄伯力和旧金山等电台的俄文、英文政治新闻和经济消息，以此练习抄发报的技能。为了练习抄报技能，张沈川等在深夜用业余无线电台的呼号呼叫，得到了其他业余电台的回答，在和别的业余台短暂通报后，就把天线撤掉。
为了破获秘密电台，国民党特务同上海租界巡捕房相互勾结，将定向测试电台装在汽车上，在大街小巷侦察秘密电台的位置。为了能使红色秘密电台继续传播，张沈川和同志们掌握了敌人巡逻的规律，收发报都在周围居民入睡后的深夜进行，起居生活上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深居简出，基本上断绝了社交往来。
1930年2月，福康里来往人员增多，党组织将电台转移到静安寺路赫德路福德坊1弄32号，随后又在慕尔鸣路兴庆里17号、长阳路友邦里东一弄61号、长阳路乾信坊等处分别设立了电台和装配间。
红色电波遍及苏区
1930年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电台联络开通后，为了保证安全，中央电台曾多次转移，同时着手筹建中共国际电台。
中央电台迁到慕尔鸣路后，上级决定，由毛齐华夫妇兼做掩护人。他们把房间布置得比较阔气，房内摆满了大型时尚家具——收发报机就藏在大衣柜内，电瓶藏在楼板底下。
为了绝对保守秘密，电台工作人员平时和外界断绝往来，需要通信时，则利用高级饭店或医院做通信处。当时电台工作人员常用“东亚大饭店”或“宝隆医院”作为通信地址。因为这种地方都是有权有钱的人才会入住，国民党特务们不会到这些地方检查信件。在收到大宗文件后，红色秘密电台工作人员为了避免房东、邻居怀疑，一般不会自行带回，而是通过邮局寄回来。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好转，苏区不断巩固和扩大。为加强对各苏区的指导和联络，1930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从各地抽调16位同志到上海办了一个无线电培训班，挂出“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培训班由李强实际负责，张沈川教报务，陈保礼教机务，吴克坚管组织、财务，方仲如教电学兼管学员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毛齐华等都是教员。学员的对外身份是工人，教员的对外身份是工厂经理或工程技术人员。
12月17日，“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被特务包围，张沈川等20余人不幸被捕。其间，学员谢小康趁敌人不备，将二楼前屋窗帘的右角拉开，发出“有情况”的暗号。伍云甫走到弄堂口，看到二楼窗帘已打开，就转身离开。不久，外出办事的涂作潮在即将走到门口时也发现了情况，他机智地提起路边的一个油漆桶，从特务面前从容走过，没有被敌人发觉。
张沈川等人被捕后，面对敌人残酷折磨和威胁引诱毫不动摇，保守了党的机密。1936年秋，张沈川等经党组织营救出狱（陈宝礼、麦建平、张庆福、谢小康4位同志先后在狱中牺牲）。
1931年1月，中共中央经研究决定：由曾三筹建新的电台，同时，派涂作潮、伍云甫到江西。不久，中共中央又派遣王子纲、蔡威、宋侃夫等前往鄂豫皖根据地，派喻杰生等到湘赣西根据地，开展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
同年1月3日，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完好地缴获了敌人电台。红军总司令部便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委。接着，红军办起了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由于缴获的发报机功率较小，还不能和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在5月的第二次反“围剿”中，红军又缴获了一部功率较大的电台。将这部电台改装后，9月，中央苏区同上海的中共中央实现了直接通报。
几乎与此同时，毛齐华等在上海建立起的国际台也开始正式收发报。而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的同志，利用1931年12月间红四方面军缴获的敌人电台，很快同上海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军团实现了通报。湘鄂赣和闽浙赣根据地的电台也于1932年先后开通。
敌人“心脏”传出红色电波
1929年12月下旬，中央特科派钱壮飞打入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内部，成为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徐恩曾企图扩大势力，在各地建立特务分支机构，要钱壮飞负责“补充人员，并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挥机关和电台”。钱壮飞将计就计，将一批我党的情报人员和秘密交通员安插进敌人的特务机构。不久，国民党情报系统在南京、上海、天津的秘密电台实际上已经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了。
徐恩曾虽然让钱壮飞处理文件和电报收发，密码本却随身携带，重要电报也一直由自己亲译。钱壮飞发现徐经常出入上海舞厅“享受生活”，在秘密布置后，钱壮飞陪徐进入歌舞厅，在他换衣服时，把密码本取出，让事先埋伏的同志迅速拍照后送回。得到密码本，对钱壮飞的地下工作有了很大帮助：此后他从报务员那里接到电报后，对有价值的部分都由自己开封先译，然后再原样封好上送。同时，这份密码也被送到了红军手中。国民党军的“围剿”计划刚刚制定，其内容就已被破译，并被送到中共中央和苏区。
顾顺章叛变后，特务机关向南京连发5封电报。此时正值徐恩曾去上海“享受生活”。钱壮飞收到电报后，用密码本将其全部译出，并立即向中共中央发出警报。接到情报后，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立即全部转移。
12月，国民党十七路军在宁都起义，起义的报务人员为红军带来了更多的电讯器材，红军的无线电通讯队伍随即迅速扩大，并成立了以王诤为局长、伍云甫为政委的通讯联络局。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的训练班，很快由一个发展到几个，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通讯学校，还成立了保养、修理和装配收发报机的材料厂。到1933年，瑞金通讯学校学员在学人数已达千人。此后，中央苏区把自己培养的报务人员源源不断地派到新的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徐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