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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中文名又译为杜希德、崔维泽，是享誉全球的英国汉学家。崔瑞德最负盛名之处在于与费正清共同编写了《剑桥中国史》，该著作是20世纪西方汉学的最高成就之一。崔瑞德用力颇多，除了担任主编外，还负责多卷本的策划与编写。崔瑞德平日不苟言笑，一如他严谨的学术风格。他总是选取财政、官制、史源、文化特色等十分重大且具有牵动性的议题，并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评价。西方历史学者将注意力投放在东亚研究上，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崔瑞德的远见卓识。
献身汉学的英国人
崔瑞德行事颇有传奇色彩，从剑桥大学到普林斯顿大学，随他漂洋过海而来的书达数吨之重，不少是装订考究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位学术大家授课同样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他讲课材料甚为简略，最多准备一张纸片，上面仅有几行字，其他学者讲课时所用的大纲、阅读书目在他这里全然不见踪影。崔瑞德还习惯边看掌心边讲课，以致学生们怀疑他的大纲誊写在掌心。
二战期间，崔瑞德学习了半年日语，从此与东亚研究结下不解之缘。战后，他入剑桥大学主修汉学，获博士学位。之后他远渡重洋，负笈扶桑，受业于东京大学，在这里，他遇到了中国法制史权威仁井田陞，故其作品《唐代财政》有着极其鲜明的日本考据学风格。崔瑞德曾把《旧唐书·食货志》译成英文，《唐代财政》本是作为前者的英译导读而写就，后来由于种种因素，他只将《唐代财政》单独付梓，这将二战以来西方汉学界对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更为重要的是，当大多数欧美学者只能通过近百年来的历史演变来了解中国的时候，崔瑞德已经将研究视野延展至古代，有助于西方更为深入地认知中国历史。
崔瑞德曾执教于伦敦大学、剑桥大学，1967年荣膺英国学术院院士，那时他才42岁，正处于年富力强时期。20世纪70年代，崔瑞德受邀参加《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的策划工作，并单独负责中国方面的内容。这使得该书无论在主题抑或历史角度上，均具有极佳的整体感与连贯性。1980年，在牟复礼盛情相邀下，崔瑞德加盟普林斯顿大学，不久担任“胡应湘汉学”讲座教授。从任教剑桥起，他已是欧洲汉学界最重要的人物，几乎与美国汉学巨擘费正清并驾齐驱。在崔瑞德游走下，1997年西方老牌汉学杂志《泰东》由普林斯顿迁往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并延续至今，这对海内外的学术交流颇有助益。
崔瑞德长于把握历史的全景，善于把某些细节融入整体，进而勾勒出更高层次的历史画卷。他的研究新见迭出，令人耳目一新。如谈到《贞观政要》所体现的唐代君臣平等议事风格，他认为这体现出游牧民族的习惯；提到范仲淹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他认为文句表达具有佛学因素。他的个人素养也对研究产生了影响。崔瑞德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有相当高的钢琴造诣，这使他对唐代的音乐颇有心得，《论〈旧唐书·音乐志〉》一文反映出他在音乐方面卓尔不群的修为。
汉学传统的坚守者
崔瑞德对唐代历史情有独钟，尤其是对史料刨根问底的辨别与溯源构成了他的研究特色。他最早发表的论文之一《〈旧唐书·食货志〉文本源流考》便透露出他的研究基调。他追溯史源的方法来自历史悠久的欧洲汉学传统，即自沙畹与伯希和以来，强调用高度批判的眼光看待史料。哪怕是正史这样“正经”的材料，学者也绝不能轻信，而要追根溯源后再作出评估。由他执笔的《剑桥中国隋唐史》导论中，他还特别辟有一节专谈唐代史料问题，指出今人对唐朝的认识基本来自史官的记载，研究唐史必须了解官方的修史过程、方法、意识形态及他们存在的局限，明乎此点，学术研究方能最大程度上排除史家成见的干扰，直抵千百年前的唐朝风华。
面对年轻一代历史学家摒弃传统的治学路径，拥护社会科学方法并大举进军传统中国研究的论调时，他挺身而出，为老牌汉学正名。在崔瑞德眼中，西方传统汉学重视文字及解读史料的做法，这与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新方法同等重要，不可偏废。他不喜过度强调理论的历史著作。伊懋可于1973年出版《中国历史的模式》一书，书中提出“高水平平衡陷阱”理论用以解释中国发展为何停滞不前。但此时却出现一篇书评，指出了伊懋可在缺乏史料研读的前提下，一味探讨理论的弊病，这鲜明体现了汉学传统中“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研究理念，书评的作者正是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崔瑞德。
基于对史源的浓厚兴趣及自身强烈的学术责任感，崔瑞德还为唐朝史官柳芳正名，指出其为《旧唐书》所作的重要贡献，最终促成《唐代官修史籍考》一书的面世。直到晚年他在台湾的系列演讲中，仍反复强调唐代史书源流、现代学者如何受到传统史家影响的问题。
对版本史源的不懈追求激起了他对中国印刷史的兴趣，这便是《中国中古时期的印刷与出版》之由来。该书本是他在英国某个印刷协会的演讲稿，后出版成书，内容“涵盖了几乎所有中国印刷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汇总了海内外的研究成果，对先前中国学者较少留意的史料问题进行了探讨。书中配有崔瑞德亲自挑选的大量精美插图，充分显现了他在中国印刷史和版本知识上的深厚修养。书名虽限定在中古中国，不过书中内容除集中于唐宋外，还延伸至清代，旁及朝鲜半岛的印刷业。
崔瑞德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不局限于令他声名大噪的唐史。唐朝前后数百年间的外族统治及明朝历史等皆是他目光所及之处。同时，他还涉足水下考古，如在《沉船遗宝：一艘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一文中，他借由沉银视角，将唐宋五代中国与南海沟通网络的形成与运作清晰地展现出来，揭示了丰富的历史意涵。得益于地理学的背景，崔瑞德在研究学问时能够从实际出发评估行政制度及管理方式，例如探讨税收时，他将这些体系同所在地域结合起来，对其可行性作出客观评判。
年过耳顺，这位汉学大家仍笔耕不辍，且在选题与创新上愈加纯熟，其中不乏长篇论文佳作，篇幅之长俨然一部小书。如他1996年发表长达102页的《如何当皇帝》详论唐代皇权，并将李世民《帝范》等为政心得译成了英文，还附有十分详尽的背景论述及相关注释，尽显传统汉学的踏实学风。《唐朝的皇室》揭示了唐朝皇家各种面貌，尤其对皇室职官的分析鞭辟入里。
崔瑞德的朋友圈
崔瑞德师承汉学大家龙彼得，更确切地说，他同龙彼得亦师亦友，情谊甚笃。20世纪欧美汉学界流行从正史中挑选某一“志”进行翻译、注释与阐述，以此为博士论文或研究方向。崔瑞德选择了《旧唐书·食货志》展开自己的博士论文写作。在当时笺注本尚未出现，数字检索更无从谈起的情形下，要翻译正史及考察其文本源流，个中困难可想而知。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龙彼得同他一道读完了《旧唐书·食货志》，二人互相切磋，共同度过了十分惬意的时光。这段美好的经历令崔瑞德难以忘怀，以至近40年后他回忆过往时，还带着感性的笔触追溯曾经的求学生涯。
除龙彼得外，崔瑞德与其他汉学家多有往来。欧洲的西门华德、白乐日等人都曾与他合作。20世纪60年代离英赴美后，他在美国学界声名鹊起，结识了芮沃寿、芮玛丽夫妇及杨联昇等学者，并与他们建立了密切合作。崔瑞德常提携后进，在剑桥培养出麦大维、杜希桥这样的杰出弟子，他们日后在唐代文史方面成绩斐然。黄仁宇的作品能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也是崔瑞德鼎力相助的结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是黄仁宇研究明朝财政的佳作，但由于审稿人与黄氏理念不同，书稿出版发行陷入僵局。然而，崔瑞德慧眼识才，意识到此书的独到价值，将其收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之列，并亲自作序以示支持。尽管崔瑞德声名在外，但他对资历不深的黄仁宇给予了充分尊重，为了让《万历十五年》提早面世，崔瑞德还努力奔走，寻求合适的出版机会。凡此种种均展现了他对于优秀作品的崇尚以及打破陈规的魄力。
赖瑞和、王汎森、王贞平、陆扬等华人学者与崔瑞德多有交集，同为汉学巨擘的史景迁亦出自他的门下。史景迁高超的叙事手法与文字功底独树一帜，巧妙烘托出中国社会各项制度的复杂运作。曾与这对师徒有过较多接触的黄进兴说：“史景迁治学以个人才性为主，究竟高不可攀；但其师杜希德（即崔瑞德）的治学方略，按部就班，有迹可循，却造就人才不少。”史景迁与崔瑞德堪称西方汉学界绕不过去的高峰，前者肆意洒脱的性情是与生俱来的幸运，但这份幸运并非每个人都能享有；而后者的取径则能按图索骥，从技巧方法层面逐步深入，给人“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之厚重感。
汉学最先于19世纪末的欧洲兴起，步入20世纪，后来居上的美国逐渐在汉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二战以来，北美彻底取代欧洲，领汉学风气之先。汉学典范转移的过程中，崔瑞德功不可没。他通过主编《剑桥中国史》《泰东》《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三者，延揽西方史学大家，发掘学界未曾扬名的学者，毕汉思、伊沛霞等如今声名煊赫的汉学家，大都在《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推出专著，从而奠定自身的学术地位。
崔瑞德辞世后，他的藏书和手稿都被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收藏，后者专设一室用以珍藏展示。崔瑞德虽已长眠，但这位汉学名家的理念与贡献影响至深。（蒋爱花 杜峥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