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是如何从严治党的

 延安时期，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了党的团结统一，提升了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
　　严肃查处不正之风和贪腐问题。对于部分党员干部存在腐败之风，党中央的态度非常坚决。首先，严惩腐败分子。对于一切假公济私、耍私情、仗势欺人、脱离群众的工作人员，不论职务多高、功劳多大、党龄多长，都“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或切实的纠正”。军队团级干部黄克功因恋爱未成，杀害了女青年刘茜，被判处死刑；团政委刘振球挪用公款、贪图享乐，被开除党籍；某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利用职务之便贪污3050元，被依法处以死刑。据统计，1937年至1941年共查处各类贪污案件235件，有效遏制了腐败滋生蔓延。其次，完善反腐败制度法规。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制定了多部关于惩治腐败、保证干部清廉的制度法规。1938年颁布的《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和1939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明确了贪腐行为、惩处原则、惩处依据、惩处标准等，为惩治腐败提供了法律保障，反腐败工作走上法治轨道；《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交代条例》等，进一步规范了政府人员行为。在反腐败中，共产党员如有违纪，从重查处。例如《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有这样的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严明党的各项纪律和规矩。在国民党封锁围堵、日伪军“扫荡”进攻的双重压力下，迫切需要党内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总结张国焘、王明的路线错误，党中央认识到“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首次对“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进行概括，将其定位为“四项最重要的纪律”。随后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相继出台，党的各级机关的职责定位、工作规则以及党员干部的行为规范更加清晰明确。强调纪律面前一律平等，无论是中央委员，还是一般党员，无论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无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支部委员会，都要遵守纪律，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此外，这一时期我们还将严守党的纪律上升到关乎党的性质的高度。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因素之一就是“党的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这些纪律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不得逾越。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首先是完善党内监督。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由各中央局决定，在区党委之下，设置监察委员会，主要负责监察党的机关、党的干部和党员对党章决议的执行情况，党的各种机关的账目情况以及对党员处分等。为适应革命形势任务发展变化，1945年党的七大提出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成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其次是健全人民监督。为扩大人民监督，规定广大人民群众“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还要求各下级政府或公务人员，如接到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需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1942年颁布的关于派公正干部切实调查群众控告案件的命令以及1945年颁布的各县政府对人民控告干部的案件应及时认真负责处理的命令等，都为人民监督政府提供了制度化保障。
　　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党明确提出要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提高认识，改进工作。积极参加组织生活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主要平台。1941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规定，要求“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充分利用媒体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补充。《解放日报》从1941年5月16日创刊到1947年3月27日停刊，常态化刊登批评性报道，成为党改正错误、联系群众的有效方式。仅在整风运动期间，《解放日报》就刊登各类批评性报道78篇，涉及思想认识、工作作风、工作意见和建议等。党员干部站在党的立场上，从帮助提高认识、纠正错误、推进工作的角度出发，抓住主要问题，不拘泥于“细枝末节”，逐步形成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
　　开展理论大学习。为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提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在大规模发展党员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趁机渗入党内，而战争环境下老党员的教育又存在短板。针对这些问题，党中央提出“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1939年2月，中央成立干部教育部，统筹负责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并制定《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延安4000多名在职干部编班编组，实行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1940年中央又连续作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等，各地党的领导机关依托党校开展了大规模的干部教育。据初步统计，延安时期先后有30多个规范干部教育的文件出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毛泽东立足中国革命实践创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是党内学习的主要资料，同时党史和国情的教育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延安时期的干部大学习，特别是整风运动，极大提高了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杨云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