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印咸在为毛泽东拍电影 马友似/摄
这是一幅电影工作照,题目是《吴印咸在为毛泽东拍电影》。在照片中,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欢迎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简称美军观察组)到访延安。背对镜头那位外国军人是美军观察组的谢伟思,当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而右边头戴船形帽的高鼻梁的军人黑影则是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左下角戴军帽挥手的八路军将领疑是开国元帅叶剑英,因为他当时负责接待美军观察组。毛泽东的表情是愉快的欢笑,而包瑞德嘴角上扬,也是笑脸。这说明现场气氛轻松而友好。
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迎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一件大事,不但表明美国开始重视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开始对延安的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而且也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及陕甘宁边区封锁破产的标志,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国际间统一战线的起点和外交工作的开端。
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发布了《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明确指出:“我们外交工作中心,应放在扩大我们影响,争取国际合作上面。”为此,中共中央还给包瑞德授勋,由朱德夫人康克清献花。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出席授勋仪式。吴印咸等人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拍摄了珍贵影像。
在画面里那个拿摄影机进行拍摄的人就是著名电影艺术家吴印咸。他手中的35毫米摄影机叫作“埃姆”摄影机,是世界著名的荷兰纪录片大师约里斯·伊文思赠送的。抗战爆发后,伊文思积极投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他来到中国,不但拍摄了讴歌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影片《四万万人民》,而且还亲赴台儿庄战场拍摄了大量素材。可是,当他要前往延安时却受到国民党的阻扰。当他听到周恩来正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筹备拍摄八路军电影时,便主动提出把自己的摄影机和2000英尺胶片无偿送给八路军。于是,周恩来派左翼电影摄影师吴印咸坐自己的专车,在一个黑夜,去汉口郊外的一条偏僻马路边,与同样坐着一辆小车前来的伊文思交接摄影机和胶片。他们接头的暗号是“延安!延安!”有意思的是,在夜色里,吴印咸和伊文思没有看清对方,直到1957年,两人再次重逢于北京时才彼此相认。
1938年9月,吴印咸拿着伊文思赠送的摄影设备和其他购买到的器材,与导演袁牧之以八路军战士的身份到达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立即成立了延安电影团,由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开国大将谭政亲自兼任团长,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电影事业的新纪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电影1895年在法国诞生后,以其生动的影像而风靡世界,并且很快传到中国,成为深受欢迎、影响极大的新兴艺术和新闻报道形式。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电影方兴未艾,成为当时中国电影主潮,但是因为环境特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直接领导电影事业,直到延安电影团成立,才改变这种被动局面。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高度重视传播力和影响力巨大的电影,对延安电影团给予大力支持。毛泽东在电影团成立时就亲切地接见电影团全体成员,并且在后来电影拍摄中处处给予支持,在电影团出发去敌后抗日根据地拍摄前还为袁牧之、吴印咸和徐肖冰饯行。周恩来就是延安电影团的发起者,他不但策划拍摄八路军电影,而且还亲自与袁牧之和吴印咸谈话,派他们去延安。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就是根据周恩来的愿望而定的片名。周恩来每次返回延安都要过问电影团工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和八路军新四军高级将领也都积极配合电影团的拍摄。彭德怀不但为电影团到前线和深入敌后拍摄创造条件,而且还写诗赞扬他们。后来,延安电影团虽然已经没有胶片,无法拍电影,只能拍照片,但在精兵简政中并没有被裁撤。该团负责人之一的吴印咸感慨地说:“为了要保留这批电影人才,电影团全体留下了。可见,在各级领导的心目中,这个小单位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党的第一个电影机构,是将来发展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
延安电影团不辜负党的期望,直接用镜头记录延安以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事件,表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风采,反映延安各行各业的风貌。在他们的镜头里,有八路军和民兵抗敌御侮的战斗,和平民主的政治,自己动手的大生产,培养栋材的教育,救死扶伤的医疗,鼓舞斗志的宣传,讴歌时代的文艺,强身救国的体育,积极主动的外交等。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都得到延安电影团的真实反映。吴印咸说:“电影团从建立直到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始终是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的。恩来同志在武汉谈话中‘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精神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我们工作的方针,实践中也没有偏离。”延安电影团从1938年9月成立到1946年9月结束,在8年间共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和《南泥湾》两部电影纪录片,另外还拍摄了28个专题的电影素材与资料,以及数以万计的照片。他们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实现民主的生动画卷,对宣传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军队抗日救亡的历史功绩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