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和北河沿大街的交口处,矗立着一座建成于1918年的四层建筑,这里是当年北京大学文科教室、图书馆和校部所在。因这座楼由红砖砌筑、红瓦铺顶,故被惯称为红楼。走进红楼,我们便会发现,它不仅披着红色外衣,更承载着红色历史、浸染着红色精神。
1917年,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红楼建成后,他就在二层办公室办公,这里也逐渐成为陈独秀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阵地。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在北大红楼创办《每周评论》。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陈独秀振臂高呼“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号召大家追求人类的平等自由。此外,在蔡元培、陈独秀的支持下,北大学生傅斯年等人于1918年底在红楼组织发起新潮社,并出版《新潮》杂志。自此,《每周评论》与《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互为补充、协同作战,《新潮》杂志则被誉为《新青年》的“卫星”,这些刊物启迪了人们的思想,激发了人们的斗志,推动新文化运动不断走向深入。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密切关注形势发展变化,及时提出斗争纲领和口号,明确宣布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从5月4日到6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共发表文章7篇、《随感录》33篇,推动运动朝着正确而彻底的方向发展,他本人也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北大红楼一层东南角一间质朴的办公室里,放着一本泛黄的台历,其时间停留在100余年前的1919年5月4日。这里是李大钊的办公室。在这间屋内,李大钊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命运,坚信未来“必是赤旗的世界”。他笔耕不辍,写下《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经典作品,开始向中国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红楼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为建党作了重要准备。4月,李大钊在办公室热情接待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并与他充分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此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又前往上海,与陈独秀进行多次商谈。在北京和上海,维经斯基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所承担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很大帮助。10月,李大钊在北大红楼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取名“共产党小组”。同年底,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北京支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北方地区的工人运动,开展建党、建团活动,并派专人到济南、郑州、天津、唐山等地帮助建立革命组织,起到了北方发起组的作用,推动了建党事业更上一层楼。
北大红楼一层图书馆阅览室是青年毛泽东工作过的地方。1918年10月,毛泽东经恩师杨昌济推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第二阅览室担任图书馆助理员。当时,毛泽东负责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人姓名,并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时常到李大钊处请教,还加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对此,他曾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有三本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五四运动后,经过思想上的激荡与淬炼,毛泽东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初冬,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筹划推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
北大红楼北侧的大操场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民主广场;北大红楼后门外的铁钟也有一个响亮的名字——自由之钟。1919年5月4日,爱国民主的钟声在这里敲响,由爱国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从红楼大操场出发走向天安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当天,3000余名北京学生齐集天安门前,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举行抗议集会。从红楼大操场到天安门,短短两公里多的路程,在这一天成为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百余年前,红色序章在这里揭开;百余年后,红色基因在这里传承。北大红楼历经风雨沧桑,其所见证的革命历史,其所积淀的深刻思想,其所孕育的伟大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前赴后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作者孙迪 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