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140年前，广东省新会县的一艘赶考船上，一名不足10岁的少年略微思考，以一副即兴五言楹联为餐桌上的咸鱼正了名、翻了身，但却无法阻止他所处时代的晚清巨轮滑向帝国的黄昏。

他是“公车上书”的主角之一，是《少年中国说》的雄文作者。他一生为晚清和民国披荆斩棘，力求挽救东方巨轮之将倾。历史的滔天浪花里，他在浮沉中呼喊，却成也“改良”，败也“改良”。

2023年2月23日，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爱国者、思想家、政治家、学术大家梁启超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在百余年前那个旷世历史大变局中，“烈山泽以辟新局”的他以一生的浮沉为后世留下了警示与思考。品味他与楹联的故事，可以窥斑见豹，领略这位历史名人的风采。

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

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其祖父的祖上十代都以务农为生。到祖父梁维清一代开始，受“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思想的影响，梁家开始耕读生活。四五岁时，梁启超在祖父和母亲的教育下，开始学习《四书》和《史记》。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史料记载，梁启超小时候随父亲到朋友家做客，看到主人家院子里的杏树蓓蕾初绽，便悄悄折下放进袖笼里。教子甚严的梁父当场便以出楹联方式不动声色地教育了梁启超——

“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听到梁父出的上联，梁启超恍然大悟，羞赧地对了下联“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

梁家家风特别重视诚信教育。梁母曾训诫梁启超，说谎就是自欺欺人，与窃盗无异！天下万恶，皆始于说谎，说谎者无人信之必成乞丐！梁启超深以为戒，多年后在其自传中曾写道：“我家之教，凡百罪过，皆可饶恕，惟说谎话，斯不饶恕。”

除督促梁启超学习、引导其以诚信立人之外，梁家还要求他参加农耕劳动。由此可见，梁家的教育理念不在于灌输知识、诉诸功利，而是重视如何成人。

在那个深受鸦片戕害的时代，近代中国的沿海门户悉数洞开。尽管身处资本主义列强倾销鸦片的重灾区，梁家上下却坚定地抵挡住了诱惑，没有沾染吸食鸦片的恶习，与家风家教有很大关系。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到茶坑村后，发现梁家无人抽大烟，大为惊讶且十分佩服，因为连她远在内陆的家乡贵州，许多人都有一杆土烟枪。

不从众，不随波逐流，在这种家庭氛围下成长起来的梁启超，“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882年初冬，不到十岁的梁启超在父亲陪伴下坐船参加童子试。梁启超的长弟梁启勋在《曼殊室戊辰笔记》中记载了赶考路上的一则趣闻，说的是：由于当时新会到广州的内河轮船尚未开通，因此船上载满了同样参加考试的同学，这群参试者年龄从十岁到四五十岁不等。一天，大家在船上一起进餐时，突然有一名应试者提出以餐中咸鱼为主题即兴创作楹联。面对这样一个有难度的主题，如何做到信、达、雅，一时难住了满船考生。梁启超则欣然应声答到：“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

此副楹联以“太公”对“胶鬲”，胶鬲与姜太公的人物命运相似，都是商朝人，只因纣王无道，被贬谪后不得不隐居卖鱼，后来被周文王赏识提拔为相；以“垂钓”对“举盐”，意喻鱼儿被姜太公钓上岸来，被胶鬲用鱼盐做成咸鱼，意喻咸鱼也能翻身，既扣了出题者的主题，又升华了楹联的寓意。短短五言对，既给难登大雅之堂的咸鱼翻了身，又传达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闻听此联的同船人，“满座皆动容，神童之名自此始”。此后，梁启超便开启了求学之路，并逐步走向政坛。不幸的是，梁启超见证的不是晚清的中兴，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帝国折戟沉沙的历史断章。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饮冰者吐玉喷珠，化民无数，教子有方，裕后光前皆俊逸；倚马才维新变法，报国有心，强邦无力，著书立说自徜徉。”中华楹联报总编辑方留聚的这副楹联概括了梁启超的人生轨迹。

面对鸦片战争给中国近代史带来的苦难和屈辱，一批仁人志士从痛苦中觉醒。看到外国资本主义给近代中国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梁启超开始关注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为挽救民族危亡、寻找民族振兴之路上下求索。

甲午中日战争惨败后，清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1300多名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联名“公车上书”。不久后，梁启超又与同道中人再次上书，表示绝不可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作为“公车上书”主要参与者之一，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变法的重要性，他在《戊戌政变记》里叙述说：“盖谓使前此而能变法，则可以无今日之祸；使今日而能变法，犹可以免将来之祸；若今犹不变，则他日之患，更有甚于今者。”

说到底，支撑梁启超变法行为的本质在于深植在他心中的爱国思想。爱国思想就像一条红线，始终贯穿在他的思想和活动中。

因为爱国，他能抛弃已经到手的乌纱帽，跟随他的老师康有为投身到“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战斗行列；因为爱国，他能够不顾个人安危，通过办报纸、写文章，极力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猛烈抨击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因为爱国，他能以“开民智”“兴民权”为己任唤醒国人，推动近代史上思想解放潮流的形成。

“公车上书”失败后，梁启超总结经验教训时，认识到“不除旧无以布新，不破坏未能建设”的道理，认识到以往的维新变法，“枝枝节节而行焉，步步趋趋而摹仿焉”，必不能使国家进于文明之境、立于不败之地，如不进行根本的改革，则好比“批绮罗于嫫姆，只增其丑，施金鞍于驽骀，只重其负，刻山龙于朽木，只驱其腐，筑高楼于松壤，只速其倾，未有能济者也”。

然而改良并非改革，尽管梁启超以“烈山泽以辟新局”的批判精神为基本出发点，在政治上大声疾呼，仍不能避免“改良”的失败。此后，他专注学术，但凭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广东、天津、北京等地皆留下梁启超的人生轨迹。“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前往天津梁启超纪念馆参观的人们可以看到，在其故居饮冰室的书房门上悬挂了这副楹联。饮冰室是梁启超的书斋，他后期的重要著作都在这里诞生。“饮冰”二字，语出《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饮冰室悬挂的这副楹联则出自梁启超《自励》一诗，从中能看到其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与焦灼，也能看到他的精神境界与人生追求。

人生前半段，作为政治改良派代表，梁启超“献身甘作万矢的”。人生后半段，从政治中抽离，转向学术报国的梁启超力争“著论求为百世师”。据本刊记者不完全统计，梁启超为后世留下可查证的诗424首、词64首，政治论文《变法通义》，学术论文《中国历史研究法》若干，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一系列国学巨著。

论传统，他致力于“积弱溯源”，痛斥专制与奴性；论未来，他建立“新民说”，强调“重自尊”“明责任”“申民权”；论人生，他崇尚“树理想”“树信仰”“抗恶俗”，要“知不可为而为”；论治学，他讲究“知行一贯”，强调要“慎思”“慧观”“博学”“笃行”；论文化，他认为要在“思想与学术”“文学与艺术”“科学与宗教”“道德与教育”等方面“造新文明”；论政治，他在“救危亡求进步之道”的方向上，苦苦思索“为政”与“为官”，孜孜不倦研究法律与革命。

不仅在政论上颇有建树，梁启超在新史学、目录学、图书馆学、文学、佛学等学术领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一生留下1400多万字巨著的他被后世誉为中国历史上百科全书式人物。

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

“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第四章里，记录了毛泽东以第一人称为口吻的这段叙述。1936年，毛泽东在陕西保安同斯诺谈话时，谈到自己在湖南省湘乡县一个新式学堂里求学的阅读方向，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青年时期求学的毛泽东对梁启超的欣赏之情。

翻开中国近代史，梁启超办报、著书、立言不仅影响了毛泽东，对同一时期的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影响颇深。回到家中，梁启超的言传身教对其后代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这是对梁启超家庭的总结。梁启超一生共养育成人9个孩子，他与原配夫人李蕙仙举案齐眉、互敬互爱。“公车上书”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民族忧患时期和家庭颠沛流离之际，李蕙仙的娘家丫鬟王桂荃协助李蕙仙主持家务，与梁启超共度危机，梁氏子女九人深受其惠。

尽管梁氏家族在民国初年已步入上层社会，梁启超却坚持让子女们坚守“寒氏门风”，希望子女们养成上进、好学、勤俭、坚忍的性格。在梁氏夫妇的栽培教育下，九个孩子各有所长：长女梁思顺是中央文史馆馆员；长子梁思成是一代建筑宗师；二子梁思永是卓有贡献的考古学家；三子梁思忠是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炮兵上校；二女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专家；四子梁思达是著名经济学家；三女梁思懿是“燕京三杰”；四女梁思宁是陈毅麾下投笔从戎的女战士；五子梁思礼是新中国的火箭专家……

梁启超以学术报国的时间长达四十年，他的故乡广东省新会县正是南宋忠臣陆秀夫誓死不降元兵、护主跳海就义所在地。孩子们从小就听他讲述民族英雄抗击外敌入侵的故事，爱国情结深深植根九子心间。在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下，包括梁思成在内的几位留学海外的子女学成后都致力于报效祖国。

梁启超不仅特别注重子女的个性发展，还特别注重对子女进行精神引导与品德熏陶。

他常叮嘱子女，人生在世，要常回报社会；对于金钱，要视其为身外之物；不骄不馁，方能成就事业；面对艰苦，亦颇觉此境甚乐；学会处忧，应直面人生忧患。

楹联界广为流传多个关于梁启超的楹联轶事，其中尤以还是一介书生的青年梁启超与清朝朝廷一品大员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楹联对最为闻名。故事讲的是，张之洞有心考验梁启超的学问，便出了一则上联：“四水江第一，四季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此联以江夏自比，言语之间大有睥睨天下之势。“三教儒为先，三才人在后，小生本儒人，岂敢在先，岂敢在后！”梁启超对的下联，既彰显了他对长辈的尊重之情，也体现了不卑不亢的自谦之意，赢得了张之洞的正视，叩响了拜访张之洞的大门。这份人格上的自尊自立自爱，同样在梁启超后来对子女的家教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梁启超晚年有诸多集句楹联和书法楹联流传后世。集句楹联，是指摘录古今中外名人名言以成楹联。20世纪20年代，著名作家冰心赴美留学之前，曾在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中摘取内容，请梁启超为自己题字。

“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这副集句楹联如今安稳地悬置于福建长乐冰心文学馆。上联意喻自己不为功名所动的志向，下联阐明遨游山川沧海的胸襟，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的深情。整副楹联传递出只要志向确定，就不怕世间沧桑，胸中自有大山、大海的气象。

“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花下，吹笛到天明”。1924年4月，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梁启超得意弟子徐志摩兼作翻译和导游，陪同泰戈尔游览中国锦绣山川，梁启超以这副集句楹联纪念这段历史佳话。

上联三句见于吴梦窗《高阳台·丰乐楼分韵得如字》、姜白石《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松作》、陈西麓《秋霁·平湖秋月》，记述徐志摩陪同泰戈尔畅游杭州泛舟西湖的场景；下联出自李萧远《西江月·云观三山清露》、洪平斋《眼儿媚·平沙芳草》、陈简斋《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描写徐志摩和泰戈尔在北京法源寺赏花作诗、通宵吟诵的故事。

梁启超的晚年与民国的“晚年”几乎同步，命运色调都是丰富却苍凉的。1923年对他而言尤为艰难。据他后来发表在北京《晨报》的文章《苦痛中的小玩意儿》记载，自己在病榻床前照顾夫人，目送夫人“化去”。丧事初了，又要目送爱子远行，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自灯节至中秋7个月的时间里，惟有与古书相伴，从中摘取佳句，集成集句楹联以摆脱情绪不振与孤零哀愁。久而久之，达到二三百副楹联之多。

“燕子来时更能消几番风雨，夕阳无语最可惜一片江山”。那段时期里，梁启超集联中偶见的悲伤孤独之感，即便25年前戊戌变法失败时，也未曾在他的行文中见到丝毫。

时间的轮渡溯洄至1900年，由于梁启超所选择的是一条改良而非改革、妥协而非战斗、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道路，使得他“公车上书”后不断地碰壁，虽然他不断地改变政治主张口号，却万变不离其宗。由于他始终未放弃改良的主旨，造成了政治生涯上的悲剧。

但那时的梁启超依然是朝气蓬勃的，改良失败后的他甚至写出了激励几代人的雄文《少年中国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 ，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在文中，梁启超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

虽然“改良”这艘船并未带领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先贤驶向光明，但“少年中国”已茁壮成长。1921年7月，在上海石库门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青年毛泽东等多位仁人志士共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党的一大。28年后，新中国成立了。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一代国学大师笔下的“少年中国”如今已经照进现实。今日之中国，百年大党风华正茂，那艘红船在远航中已锻造成巍巍巨轮，载着14亿中华儿女的希望与憧憬，驶向第二个百年的伟大复兴新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