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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马可·波罗行纪》在欧洲吸引诸多航海家踏上前往东方的神秘旅程，《撒马尔罕的金桃》在近几十年中激发了无数西方人对于唐朝社会和文化的兴趣。该书的作者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没有来过中国，但他却凭借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及奇幻优美的文笔，一度成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汉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为中华文化向西方传播搭建起一道宽阔的桥梁。
从象牙塔迈向疆场
1913年8月23日，薛爱华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后随家人迁至加拿大温哥华。高中毕业后，薛爱华跟父母返回美国，定居旧金山，准备进入大学学习。1929—1933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家庭经济情况恶化，薛爱华不得不中断学业，依靠打工贴补家用。生活的颠簸并没有消磨薛爱华对知识的渴望之情，在两个国家生活的经历锻炼了他学习外语的能力，工作之余，薛爱华常前往藏书资源丰富的洛杉矶公立图书馆阅读各种书籍，并通过馆藏英译汉籍初次接触到中国文化。
1934年，薛爱华考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修读哲学、物理学。在学习过程中，他对人类学的兴趣与日俱增，并在本科最后一年转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和罗伯特·罗维。不仅如此，在伯克利，薛爱华还结识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导师——俄裔美籍学者卜弼德。大学毕业后，薛爱华赴夏威夷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恰逢赵元任、陈受颐等著名学者任教于此。经由他们的指导，薛爱华在中国语言、历史、文学等方面的学习能力突飞猛进，他以研究唐代中西交通为突破口，完成了《唐代中国的波斯商人》硕士论文。1940年硕士毕业后，薛爱华进入美国汉学研究重镇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费正清等人的影响下，社会科学以及近现代中国研究颇受追捧，这对此前一直主攻欧陆传统汉学与语文文献学的薛爱华而言，属于一项全新的挑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薛爱华在哈佛大学的深造被迫中断，随即应召入伍，服役于美国海军情报部门，负责破译日军电码。战争期间，薛爱华的表现十分出色，屡立战功，不仅获得一枚勋章，还晋升为海军上尉。这段经历锻炼了薛爱华的日语能力，同时给他充足的时间思考自身学术取向与未来发展。
战争结束后，薛爱华从疆场回到象牙塔。他没有返回哈佛大学，而是选择前往以传统汉学研究见长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成为东方语言与文学系教授卜弼德门下的弟子。卜弼德广博扎实的治学风格以及深厚的考据学功底对薛爱华产生了关键影响。1948年薛爱华博士毕业，同年留校担任东方语言与文学系讲师，由此开启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汉学研究之路。
在伯克利的治学生涯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的数十年间，薛爱华一方面坚守传统，另一方面不忘推陈出新。阅读薛爱华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汉学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从治学方法上看，薛爱华立足于欧陆汉学传统，同时注意吸收近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成果。他工作的年代，正处于二战后美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阶段。凭借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美国在国际汉学研究领域的地位迅速上升，逐步达到了与欧洲、日本相提并论的程度。高速进步带来了强烈分化，出于现实需要，美国社会更加关注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等问题，强调运用社会学、人类学、法律学等社会科学理论，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相比之下，侧重对古代文献进行翻译、注释和考证的传统汉学研究似乎有些“过时”。著名学者列文森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过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矛头直指传统汉学研究。在他看来，必须将中国放置于普遍性的世界话语体系与西方进行对比研究。面对新式中国学的挑战，薛爱华的态度是包容且开放的，他志不在分出新旧高下。按照薛爱华的观点，“古典汉学家”“现代主义者”等提法存在范围性问题，参与争论的学者分属于各学科，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标本身存在层次差异；只有根据不同标准，在具体研究中评价得失才有学术意义。薛爱华自认为是一位“语文学者”，所谓“语文学”，即是指通过对人类语言以及文本文献的研究，最大程度还原出古代世界历史和文化的真实面貌。薛爱华的研究立足语文学但不拘泥于此，先前所学的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知识也被他充分吸收。1954年，薛爱华的第一部专著《闽国》出版。这本书颠覆了传统史学作品的体例，采取一种类似人类学中“文化区域”概念的研究范式，对闽国社会与自然进行了全方位考察，揭示出在北方五代乱世里，中国文化在较为安定的南方王朝发展变化的轨迹。除传统史料外，大量中西方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成果也被薛爱华采用，对文献的细致解读以及对社会科学理论的综合运用，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多种资料与研究方法相融合的特点。
从研究领域而言，薛爱华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和中西交通方面。受自身文化视角影响，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历史时，常会对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民族、政权的交往情况多加留意。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之一，唐朝国力强盛，对外交往频繁，许多汉学家都将唐代及其前后的历史阶段作为研究重点，薛爱华也是如此。不过有别于大多数学者站在唐朝的角度叙述国家对外交流情况，薛爱华则把目光对准不易引发关注的边缘地带，他的作品《朱雀》《珠崖》便探讨了唐代中国的南部边疆，展现了汉族与周边异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说，薛爱华早已具备当下流行于史学界的“从周边看中国”的意识。现今“物质文化”一词大体相当于中国古代史学家所言的“名物”。国人对于名物的兴趣由来已久，成书于战国至西汉初期的《山海经》便是一部记录了上古时期各种名物的百科全书。当薛爱华研究某个时代、地区的社会文化时，名物往往被他当成切入点，《撒马尔罕的金桃》一书中就用西域康国向唐朝进贡的“金桃”象征唐代舶来品和外来文明。该书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唐代的居民、动植物、食品、药品、纺织品、矿石、书籍等，内容扎实细致，涉及唐朝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堪称是唐代社会文化史与中华文明对外交流史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史学家可以通过对历史现象和意义的抽象描述来概括唐朝的强大与繁荣，但这些现象和意义对读者而言无疑有距离感，是陌生的。当读者打开《撒马尔罕的金桃》，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躺在货箱里跟随商人一步一步走完前往唐朝的旅程，体会到唐人饮酒品茶、把玩宝石玉器时的感受，生活的情感由此被唤醒，唐朝盛世随之以一种真实可感的状态呈现在大家面前。
在文本书写方面，薛爱华富有文采的表达方式极具吸引力。从《撒马尔罕的金桃》开始，薛爱华一直选用意象优美、富有神秘感的词汇命名自己的专著。这些书名既与研究主题相关，又富有联想性，充分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撒马尔罕的金桃》的中文译者吴玉贵最初将本书标题译为《唐代的外来文明》，是因为当时国内读者对此书了解不多，而书名又非常生动，“不改名的话，读者走进书店看见《撒马尔罕的金桃》，会误以为是小说”。薛爱华的文笔以简洁典雅著称，他在翻译中文资料时不但力求准确，还主张尽可能地呈现出原文的风格与意味。对文学情有独钟的薛爱华擅长在论著里引用西欧诗歌、小说中的语句形容研究对象，莎士比亚、福楼拜、普鲁斯特等文豪的作品都曾被他引用。
学术与社会活动
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里，薛爱华像自己的导师卜弼德那样，在课堂上潜心育人，一方面重视向学生传授西方汉学研究的基础知识，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学生寻找新材料和新研究领域，鼓励他们用新方法与视角分析已知问题。在薛爱华不遗余力的培养下，他的学生孔丽维、柯素芝等都凭借出色的学养在当代美国汉学界中占据一席之地。
教育不止步于课堂，薛爱华的身影还活跃在各种学术与社会活动中。他参加的学术组织不计其数，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成立于1841年的美国东方学会。该学会历史悠久，会员众多，学术声誉极高，薛爱华大部分论文发表在该学会创办的《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上。1951年，薛爱华同卜弼德一起，创立了美国东方学会西部分会，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汉学研究的交流与发展。
闲暇之时，薛爱华会在一些通俗刊物上发表文章，参加公众讲座与电视节目，演讲主题全方位涵盖了中国古代历史、艺术、自然科学等领域，以此向社会大众普及中国文化。由于政治以及文化上的隔阂，20世纪下半叶不少美国人对中国抱有偏见。薛爱华通过努力，帮助许多美国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华文明，从而为中美友好往来营造了良好氛围。
1991年2月9日，薛爱华因病去世，享年78岁。令人惋惜的是，对中华文化研究如此之深的薛爱华，终其一生未踏足中国土地。尽管如此，薛爱华对中古中国文化的研究仍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他关于唐代物质文化的研究成果将伴随光辉灿烂的唐代文明一同流淌在历史长河中，引发后人的赞叹与追寻。（蒋爱花 张君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