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见证和记录中国抗战的美国记者

白修德（1915—1986年），本名西奥多·哈罗德·怀特，美国犹太裔记者。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作为《时代》周刊驻中国特约记者，采写了大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闻报道，曾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白修德是中国抗战重要的见证者和记录者，1946年，他和贾安娜合著《中国的惊雷》，反映抗战时期较为真实的中国，轰动一时。斯诺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具备了真正的宽度和深度”；索尔兹伯里盛赞它“可与斯诺的著作相媲美”。书中深刻剖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认为通往中国未来大门的钥匙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
　　感性的认识：共产党是民心所向
　　白修德曾就读于哈佛大学，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第一位学生，毕业论文题目是“1915年日本对华二十一条”，以专业最优成绩毕业。面临职业选择时，导师费正清建议他走埃德加·斯诺的道路，于是，白修德决定将中国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站。1938年，白修德来到上海，次年春到达重庆，成为国民党政府中央宣传部的一名顾问。几个月后，机缘巧合之下，他成为《时代》周刊的特约记者。初到重庆时，白修德非常兴奋，因为他发现蒋介石政府高官中有许多人都有哈佛大学的教育背景。但是慢慢地，他失望地意识到“所有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高官都与自己国家的人民严重脱节，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国民，甚至都不了解脚下的这座古城，因此根本无法帮助我了解中国真正的现状”。
　　1939年9月，白修德决定亲自到北方去调查战事。这次深入战争前线的经历，一方面让他对日军的暴行有了更加真切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让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他曾跟随国民党的军队驻扎在山西的一个小山村中，副队长在向村民请求物资补给时自称是共产党的游击队。白修德好奇地问为什么要这样说，结果副队长回答说：“如果我们说自己是国民党的游击队，他们就不会给我们的马匹提供食物和水了。”这段旅途中的小插曲在白修德的心中萦绕，久久不散，他开始思考为什么人民对待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态度如此不同。在此期间，他曾和共产党的游击队有过几天的接触，对共产党的主张、作风有了初步的了解。经过不断观察，他慢慢领悟到“先有人民，才有政府，你要能保护人民免受任何暴力与杀戮的伤害，他们才会满怀感激地接纳你……在山西的山区中，在那里，共产党人还没有自称政府，但他们正在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因为他们在保护人民”。山西之行，让白修德发生了认识上的初步转变：“在返回重庆时，我已无法再将蒋介石或他的美国化的政府领导班子当作真正的政府看待了。他们对各种事件毫无掌控力，我迫切地想要与他们相脱离。”
　　深入的观察：国共两党区别所在
　　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之中，白修德曾经有过立场选择的困惑。一度，他与《时代》周刊一起把蒋介石包装成“民族英雄”，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才符合美国的利益，并且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局面。但是随着了解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之后，白修德对国民党的态度发生彻底的转变。河南大饥荒是现代史中最严重的饥荒之一，是一场生灵涂炭的浩劫。1943年2月末，白修德与《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深入灾区调查，目睹了饿殍遍野的惨状。同时，他也发现这不仅仅是天灾造成的，更多是人祸。接连而至的旱灾、蝗灾固然是导致饥荒的直接原因，国民党政府在河南强征军粮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且灾荒发生后，各级官员瞒报，并对有限的赈灾款项进行层层盘剥，视灾区百姓生命如草芥。白修德将灾区的真实情况在《时代》周刊曝光，这激怒了正在访美的宋美龄，并要求《时代》周刊开除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白修德才得以面见蒋介石，讲述灾区的惨状，为灾民争取到了一定的救助物资。这次经历让白修德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他坦言自己的看法转变：“一开始是尊敬和钦佩，然后是同情和怜悯，最后是鄙视和不屑。”
　　大时代的风云际会，让白修德有机会与诸多伟人近距离接触。在重庆期间，他结识了周恩来、叶剑英、龚澎等共产党人，并被他们的人格魅力所折服。1944年10月，白修德跟随美国特使赫尔利的代表团访问延安，作为唯一的美国记者在那里逗留三周，有机会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刘少奇、彭真等重要领导人。在他看来，延安的氛围和重庆明显不同：作为国民党陪都的重庆，“城墙内弥漫着浑浑噩噩，时间停滞般的空气”；而延安“那里的空气和重庆不同，夏天干燥而焕发，冬天严寒而愉快”。通过这一阶段的接触，白修德对延安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意识到“延安首先是个思想工厂”，“延安根据地并不往前线运输任何东西，一切战区都是自给自足的，延安唯一向外输送的是人——可以传播思想的‘党政干部’”。穿梭于重庆与延安之间，两相对照，白修德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迄今为止，共产党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洁白；在国民党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整个抗战时期，该党用英明的领导不仅抗击敌军，保护人民，而且使人民脱离古老的苦难。”
　　理性的思索：共产党的为民情怀
　　经过不断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白修德明确了自己的立场。他不愿意因为服从美国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歪曲历史真相，他不满足于碎片化地记录时代，更希望能整体性地呈现历史，并追寻历史背后的深刻逻辑。因而，当日本投降后，《时代》周刊要求白修德继续写文章美化蒋介石时，他选择了断然拒绝。1945年9月18日，白修德告别重庆，返回美国。“在那一刻，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我下定决心，要成为第一个将蒋介石政权势必会土崩瓦解的故事讲出来的人——哪怕这意味着与《时代》和亨利·卢斯的彻底决裂。”
　　作为一个亲历中国激荡岁月的记者，白修德通过与贾安娜合著《中国的惊雷》，将对抗战大背景下的国共两党的观察和思索展现了出来。两党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待人民的态度。在河南惨绝人寰的灾荒面前，国民党政府漠视生命，救灾不力；在日本罄竹难书的暴行面前，蒋介石却说“日本的侵略是癣疥之疾，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但与此相反，“人民”二字对于共产党来说却力重千钧，共产党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与人民群众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面对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封锁，中国共产党“从不毛的山地伸出了一根基地的链环，以一个弧形的姿态，从东北一直连到了长江流域……他们深入到每个村镇的下层黑暗中去，用他们的意志，用他们的口号从那里唤起了国民党以及日本人所不能想象得到的力量”。之所以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只不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而他们拥护这些改变”。白修德和贾安娜洞悉了共产党的力量之源，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他们的利益是和那些为穷困所迫、深受苦难的农民群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从那里他们得到最大的支持。”基于这样的逻辑，他们在层层迷雾中洞悉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在该书中大胆作出预测，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胜利将属于中国共产党。
　　抗战时期，白修德亲赴前线报道、深入灾区调查，体现了一个战地记者的勇敢品性和悲悯情怀；为了戳破虚幻的泡沫，揭露国民党腐败无能的真相，他不惜与《时代》周刊决裂，体现了追寻真相的坚韧意志和不畏强权的正直品格；他通过《中国的惊雷》深入分析共产党的力量之源，预言胜利将属于中国共产党，体现了在层层迷雾中洞悉真相的能力，成为那段风云激荡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荆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