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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也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融入乡村产业发展，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生命力？今年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对此“有话说”。
有人要——
让更多人知道“非遗”文化
“‘非遗’和乡村有着天然的联系，很多‘非遗’项目原本就产生于我们农村，来自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非遗’的根在乡村，生命力也在乡村。”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镇学兰村党支部副书记吴少玉说。
吴少玉是海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儋州土法制糖技艺传承人，她所在的学兰村地理位置偏僻，村民以甘蔗种植为生，自然资源优势不突出。但近些年通过打造“‘非遗’+旅游”，加之在媒体平台上发布乡村生活场景的短视频，学兰村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体验土法制糖的操作过程，也带动了乡村产业蓬勃发展。
“‘非遗’文化要发展壮大，不能像过去那样口口相传、小范围传承，而是要与乡村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有人要’的‘非遗’文化才有生机活力。”吴少玉说。
“乡村振兴给我们传承发扬畲族武术提供了机遇。”在福建福安市康厝畲族乡金斗洋村，该村党支部书记、畲族拳代表性传承人钟团玉，利用“畲族武术之源”的独特文化优势，带领乡亲们发展乡村旅游，承接研学活动，举办武术文化节、赛事展演等。她建议，继续加大对畲族文化的扶持保护和系统规划，让畲族文化被更多人“看见”。
有人会——
让“非遗”技艺真正实现活态传承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扬州国凤刺绣厂技术总监莫元花所在的宝应县鲁垛镇，家家做女红、户户有针工，全镇3000多名妇女从事“乱针绣”产业。“将‘非遗’等传统文化融入乡村产业发展，可以解决老年人、妇女等群体的就业问题。”莫元花告诉记者，但“非遗”多以作坊式或个体户形式生存，要真正形成产业链的话，就必须形成一定的规模。如果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就可能越做越小，产业成本相对越来越高，“‘非遗’文化的坚守也就会越来越困难。”
莫元花建议，常态化地举办“非遗”传承人培训班，邀请名家名师授课，学习“非遗”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等知识，激活手工艺者的创造热情，夯实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基础，“非遗”产业之路就能越走越宽阔。
全国政协委员、云南建水县紫陶烧制技艺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田静，这些年一直致力于“非遗”技艺的“职业化教育”。“除了以传习中心或工坊进行一些兴趣传承外，更重要的是要依托职业教育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凭借‘非遗’实现就业创业。”
作为连任两届的全国政协委员，田静5年来先后围绕在职业学校、中专技能培训学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中开设“非遗”技艺专业，增设“非遗”师资以及支持鼓励“非遗”手工技艺开展公益技能培训等方面提交多份建议和提案。田静还希望职业学校可以进一步创新“非遗”专业的培养教育模式，积极探索订单式培养、“工学”培养、学徒制培养等模式，让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更好实现活态传承。
有钱赚——
打通“非遗”产业通向市场的“最后一百米”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赞皇县原村土布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崔雪琴，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非遗”产业发展面临的迫切需求。崔雪琴所传承的赞皇县原村土布是省级“非遗”产品，它的72道生产程序全部由手工操作完成，产品柔软、触感好，吸汗性、透气性强，与现代人对床品、服饰回归自然的需求十分吻合，深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城市人群喜爱。
“‘非遗’产业有特色，技艺传承人有良好的技艺，我们土布合作社的社员们也有精益求精生产优质产品的信念，但面对市场时，无论是资金、经验还是人才，我们都显得有些吃力。”崔雪琴告诉记者，无论是“非遗”合作社还是“非遗”民营企业，资金上都比较紧张，进入高端销售网络、打通消费市场的“最后一百米”，往往在高昂的成本面前捉襟见肘、囊中羞涩。
“有效益，才能有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建议国家和各级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创新工作办法，鼓励和引导‘非遗’产品走进大型商圈、商场，让‘非遗’产品从农村进入大城市，增加‘非遗’从业者的收入，进而实现‘非遗’文化的活态发展。”崔雪琴说。（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郭少雅 余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