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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炉，在国务院向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做的说明中，指出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的原因：科技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今年的全国两会，“科技创新”也成了高频词，在沪代表委员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在一份份提案议案中，为此焦首煎心，建言献策。
据大江东工作室观察，从上海科创中心走来的他们，更加关注科技创新主体动能从何而来？创新链存在哪些短板？科技创新应从哪些端口发力？
夯实基础研究，保持耐心定力，上海应打头阵、当尖兵
“过去五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五年增长1倍，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从2.1%提高到2.5%以上。”科研界代表委员关注这条政府工作报告中最打眼的数据，认为这显示出基础研究既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源动力”和“元实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林委员解读道，不光是基础研究投入增加，企业等创新主体的研发投入也在上涨，是两者合力，共同推动。5年里，全社会研发经费看似仅0.4个点的增长，但考虑到国内生产总值这一基础底盘的连年上升，研发经费增量依旧可观。
“科研工作者对此有切身体会。过去申请基金项目，各项财务指标抠得很细，从设备到实验耗材都要精打细算。随着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制度持续改革，科研单位和人员拥有更大自主权，能在更大范围调配资源，不必陷于财务报表等繁杂事务，心无旁骛投身科研。”长期从事高校管理的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丁光宏委员感触颇深。
在深水区、无人区涉险探索，基础研究起到支撑作用，和资源投入、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复旦大学校长金力代表认为，服务现代化国家建设，就要把基础研究作为核心任务、做到世界顶尖，支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上海在建设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新征程上打头阵、当尖兵，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提供高效有力支撑”。
近年来，上海着力提升创新策源功能，在基础研究端发力，改革创新举措频频。令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信息光学与光电技术实验室主任司徒国海委员感触最深的是“基础研究特区计划”的实施。自2021年起，上海在中科院上海分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试点设立“基础研究特区”，赋予科研自主权，给予重点领域和重点团队长期、稳定支持，为“甘坐冷板凳”的科研人员提供坚强后盾。2023年，深入实施“基础研究特区”计划更是明确写入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
“科研水平、创新能力位列全国前列的上海，在一些重要领域也已达到世界水准，理应在一定程度上宽容允许研究项目的失败。”司徒国海在德国、美国的世界顶尖实验室有过多年科研经历，“国家这些年在基础科研的持续投入，让我们实验室硬件条件足以比肩世界顶尖，但在科研软环境建设仍有差距，科研久久为功，不能缺乏耐心定力”。
他认为，宽容失败的根本，在于建立科学的科研项目评价体系。“科研项目即使失败也是有学术价值的，只要客观、科学地分析失败原因，把失败的技术路径明明白白告诉后来研究者，避免他们再次‘踩坑’，这在全局上推动科技进步是有益的。”他举了德国蔡司公司的例子，这家拥有175年历史的光学器材制造商，光刻镜头研发长达半个世纪。开始磨出的镜头很粗糙，他们把失败案例集合在自建图书馆，不断积累沉淀。正是这样的磨砺过程，成就了目前全球唯一能生产符合高端光刻机要求的镜片和曝光系统。
“重大原始创新往往是小团队做出来的。”对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他提出“软硬兼顾、大小兼顾、科教兼顾”，即硬件条件和软环境兼顾，大团队和小团队、大项目和小项目同等重视，科研和教育融合互促。
高水平论文迭出，为什么专利转化这么低？
这是司徒国海首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跳出上海看全国，他带着全国的共性问题，在上海实践探路中寻找答案。
今年，他向大会递交了“关于促进‘沉睡’发明专利实施 助力产业技术升级”的提案。通过深入调研，他发现了一些“不匹配”的现象。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22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显示，我国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排名保持世界第一，高被引论文数量、发表在国际顶尖期刊论文数量，继续保持世界排名第二。
在2022浦江创新论坛—全球技术转移大会上，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携手上海科技大学、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10家高校院所启动上海高校院所TTO联盟。资料图片
“不相匹配”的是一组国家知识产权局的《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数据，我国高校发明专利实施率为16.9%，其中产业化率仅3.9%；相对而言，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48.1%，其中大、中型企业的发明专利产业化率都超过50%，小型企业45.3%，而微型也有22.0%。
为什么高水平论文迭出，产业转化率却如此之低？
“高校产出的专利，不是技术含量不够，也不是前景不行，而是新技术还没达到可以直接产业化的成熟度，中间需要培育过程。在创新链层面，科研单位和高校研究人员的主要任务是重大原理突破以及应用方案验证研究，这样的科研成果企业用不了、接不住。”司徒国海分析。
对此，他在提案中提出，科技成果转化迫切需要强化包括交易平台、专业人才等在内的技术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帮助企业更准确地向科研机构、高校提出需求，更好、更快推动先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企业要参与创新的全过程。只有让科学研究和产业进行深度融合，才能有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大学要乐于把大门打开，把企业案例融入教学，产教融合。”上海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印杰代表结合上科大产教融合探索，建议“由校内导师和企业专家组建双导师队伍，由校企合作开发项目实践课程。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产业先进元素及时纳入教学标准和教学内容，为后续企业研发提前做好衔接和过渡。以合作项目为载体，让学生进入企业或校企联合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参与企业新技术研发攻关，在‘真工程’、‘真问题’中培养有用、可用之才”。
不缺高层次人才，缺乏科学的培养机制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两组数据引起印杰代表注意，一是过去五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45.7%提高到59.6%，二是过去五年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3.5年提高到14年。
“我国高等教育已从大众化进入到普及化阶段，劳动者素质稳步提升，我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工程硕士、博士群体，这些人是未来科技创新、企业创新、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主力军。”印杰说，与规模倍数增长相比较，高校现行培养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和企业需要，单一的学术研究培养模式，不利于工程类应用型人才的成长。
他建议，明确工程硕士、博士培养目标，不能单纯以发论文作为学生考核依据，机器图纸、国际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创新成果都可作为毕业考核标准。“企业不一定需要SCI论文，但肯定需要这些创新成果。
“我们要善于在无人区、交叉点，静心‘种好自己的树’，而不是光摘‘别人树上剩下的果子’……”3月5日下午的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现场，金力的发言一阵见血点出当下各地抢夺高层次人才的焦虑，得到与会代表普遍赞同：中国不缺“高层次人才”，关键在于人才培养的结构和质量。
在金力看来，应发挥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力军作用，全周期、全方位、个性化支持引导人才发展，让资源跟着人才走，让人才引得进、长得快、干得好。同时，探索拔尖人才培养改革，一方面让“关键少数”发挥关键作用，保证战略科学家、顶尖人才负责制落地见效；另一方面，要探索超常规、长链条、开放的未来顶尖人才培养模式，把教育链与创新链、人才链融合起来，合力造就“大师”而不是增加“掐尖”焦虑。
“‘小而美’的专科学校同样能黏住一批顶尖人才，培养一批顶尖人才。”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代表提出，在教育系统要形成“草木繁茂、百花齐放”的景象。各级各类学校应定位清晰、各司其职，避免学生培养同质化。以高等教育为例，全球城市除了有一流的综合性大学，还有许多位居世界前列的小规模专科性学校。
梅兵认为，在专业和学科设置方面，学校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设置专业，具备一定的超前性，及时制定调整。课程体系、授课内容等也要接驳市场所需和技术前沿，让校企尽可能衔接。在她看来，在智能化社会，思维和能力的培养比知识的获取更可贵，要培育出“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实用型人才。
司徒国海对大江东工作室谈及科技人才培养，引述了这样的故事：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曾评价哥廷根浓厚的科学氛围——“马路上的每一个孩子，都比爱因斯坦更懂得四维几何学。
“我相信，希尔伯特一定沉浸和享受当时哥廷根的学术氛围，才有底气讲这样的话。科技创新需要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人才支撑，人才需要从小培养，学术品位的培养需要传统的传承、环境的熏陶、时间的沉淀。”他说，科技创新不应曲高和寡，不是少数人的事情，需要全民全社会共同参与推动。浓厚的科创氛围，是上海的重要软实力之一，也是建设科创中心必不可少的“软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