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孔繁森日记》 悟孔繁森精神

“每一个人，只要认真阅读过《孔繁森日记》，就一定会被他的精神感动！”盛夏7月，是援藏干部孔繁森诞生的月份。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赵少峰与孔繁森同乡，2011年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毕业，回到家乡山东聊城后，加入孔繁森精神宣传队伍，于2021年带领团队编校出版了《孔繁森日记》。

近期，他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从《孔繁森日记》出发探讨对孔繁森精神的理解与体悟：“孔繁森书记的日记中，有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和批评，有对未来工作的规划、憧憬，也有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美好向往。‍‍”他认为，孔繁森思考的维度，已经超过了那个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

《孔繁森日记》出版是各方合力的结晶

记者：据了解，《孔繁森日记》的出版，得到了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和孔繁森同事、家属的大力支持。可否请您对此作一下介绍？

赵少峰：我在聊城大学读书时就对孔繁森有所了解，但是当时还没有形成对史料辨析的自觉，直到在北京读完硕士和博士后，才开始重视史料。

由于学历史专业，我对史料非常敏感。2018年，我在聊城团市委挂职副书记，分管志愿服务工作。孔繁森同志纪念馆的许多工作都与志愿服务有关。《孔繁森日记》自1994年起就存放在纪念馆中，已经成了国家一级文物，只是一直没有人力、财力整理出版。我与时任纪念馆副馆长李建国一同出差时，向他提到了把《孔繁森日记》编校出版的想法，他认为这件事非常有价值，并帮助争取到了纪念馆领导的支持。由于《孔繁森日记》资料非常多，需要申请学校的经费支持，我们征得纪念馆同意后，开始向学校汇报，学校也同意资助。出差回来后，我就带着团队老师、本科生和研究生，开始与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合作，由纪念馆提供资料，我带领团队负责具体的校对核验工作。

 

虽然孔繁森书记留下的这些资料归国家所有，但是从版权上来说,还要得到孔繁森书记家属的认可。为了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也为了防止未来产生争议，我们通过李建国介绍，与孔繁森书记的家属签署了协议，家属也都非常支持。当时我们不知《孔繁森日记》出版过程中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也不知销量如何，孔繁森书记的家属高风亮节，放弃了第一次出版的所有版权费等。由于我们整理出版这套资料，是出于宣传孔繁森精神的目的，所以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也同意拿出版权。

编校过程中，我们在聊城开了一次纪念孔繁森同志的会议。我通过各种关系，与孔繁森书记共事过的同事取得了联系。《孔繁森日记》出版后，还要开展宣传工作，孔繁森书记的同事和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政府等都提供了很多支持。

这套书我们原本准备了50万字书稿的出版费，整理出来后有90万字之多，出版费几乎翻倍，出现资金缺口，我们从学校申请的经费远远不够，因此我通过课题申报形式，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得到了中宣部的大力支持。结果不负所望，《孔繁森日记》出版后，社会反响超出预期，现在已经成为聊城市孔繁森精神教育基地的学习教材和重要参考资料。

孔繁森同事亲自参与编校

记者：孔繁森当年的同事如今已经散落在各地，您是如何找到他们的？他们在《孔繁森日记》编校工作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赵少峰：孔繁森书记在拉萨工作时，认识了一位在拉萨公安系统工作的山东老乡。这位老乡已经退休，回到了聊城。我们找到他，请他帮我们看了一遍拉萨部分的书稿。孔繁森书记的一位同事，现在在西藏空港新区工作，当时阿里地区的宣传部长现在已经到了山西，我们把书稿邮寄给他们，他们都很仔细地看了一遍。

特别是西藏那曲人大原副主任李玉建，他曾在孔繁森书记身边工作多年。当时孔繁森书记虽然学了一些藏语，但是并不熟悉，日记中的一些人名、地名等都是根据当时人们的发音随笔记录下来的，现在阿里地区的地名等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作为编校者，不能按照当时的发音来记录，而是要核对修改，有很多名字核不出来，比如有一些人名可能很长，孔繁森书记只记了两个字，这个人是谁？我们就找到了李玉建。有一次，李玉建出差来到山东，在聊城住了几天，帮我看书稿，一个字一个字地改。我校对完后把书稿发给他，他又校对了一遍。这些稿子现在都保存到了聊城大学西部计划展厅里，作为教材和范本，用来激励教育大学生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社会主义新时代尤其需要孔繁森精神

记者：在编校《孔繁森日记》的过程中，您对孔繁森精神有了怎样的深刻体悟？

赵少峰：《孔繁森日记》从最初策划到最后呈现，历经的时间非常长，过程中有很多挫折和磨难，是随着我们一步步推进工作，逐渐成型的。我们出版《孔繁森日记》，就是为了宣传孔繁森精神。每一次阅读《孔繁森日记》，都能够获得一种思想的升华、心灵的净化。
比如，人们会好奇，孔繁森在西藏想家吗？他非常想家，但是他把对家乡的爱都融入了对西藏人民的爱中。在日记里，‍‍他经常写诗，写梦回聊城东昌湖，写他的母亲等亲人，‍‍但是第二天醒来后，他照样在当地工作，‍‍服务边疆人民。

西藏的生活条件有限，有些领导干部不愿去阿里等地区援藏，‍‍孔繁森书记为了鼓励大家，第一个带头去。他写过一封“不是遗书的遗书”，‍‍当时他在阿里革吉县救灾，海拔很高，‍‍长期劳累，他虽然身体底子不错，但是也有些抵抗不住，于是对秘书说：“如果我死了，不要告诉我的父母，也不要告诉当地政府，‍‍你仍然要以我的名义，每个月给母亲‍‍写信，告诉她我一切很好。我在哪里去世，就埋到哪里。”

这样的精神境界，不是一般干部能够达到的。现在，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尤其需要这种为国家、为人民甘于奉献、鞠躬尽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

（《人民周刊》2023年第14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