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古籍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中华文化的根深植沃土,中华民族才能生生不息、枝繁叶茂。
三年前的夏天,一位热爱藏书的企业家斥资6700万元人民币(812万欧元),从国外买回两册《永乐大典》。历史上,总计11095册的《永乐大典》屡遭浩劫,如今存世仅约400册。国宝典籍回归故土,令人激动的同时也引人深思。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深耕古籍保护十余年,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身为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的她再次为古籍保护工作鼓与呼。
“这几年,我的提案都基于古籍行业。现在提倡全民阅读,充分利用这些书去挖掘古人的智慧,把它用到现在的生活中。”陈红彦表示,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成绩,也遇到了瓶颈。“难点主要是管理模式、人才队伍、经费、保护与利用的矛盾等问题,尚未形成古籍工作需要的科学保障体系;法律的缺失,造成经费无法保障,珍贵古籍与公藏机构擦肩而过,流入民间后管理不善造成损毁;管理不善造成评审为国家珍贵古籍的藏品流到市场,丢失损毁,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2022年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古籍工作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意见》明确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确立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工作原则,从工作体制机制、标准规范体系、人才队伍发展等方面设立了主要目标。对此,陈红彦认为,应从宏观法律层面对当前已经在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和规范进行确认和完善,建立长效机制,长期科学有效发展;具体落实到微观层面,应对机构、个人不利于古籍安全传承利用的行为,进行警告、处罚、制裁,责任清晰,赏罚分明,形成爱护古籍的自觉。
对此,陈红彦建议:一、推进古籍工作尽快立法,让古籍工作有法可依。二、立法全覆盖古籍工作的全生命流程。三、各级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按比例提取专项经费,使古籍工作开展持续有效。四、对从事古籍工作的机构和人员给予基本保障和政策支持。陈红彦认为,各级各类机构及人员共同执行古籍相关法律,以法制的力量保障古籍的有效传承,应该是新时代古籍保护工作的特征。
此前,陈红彦曾在公开场合以《永乐大典》为例,讲述了古籍的价值与传承意义。《永乐大典》曾被誉为“中国最大的百科全书”,其“直取全文,未尝删减片语”的编纂原则区别于《四库全书》。北魏郦道元的万字地理巨著《水经注》一度失传,后来从《永乐大典》里辑出,才得以流传千古。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大臣张居正、现代文学家鲁迅都曾为《永乐大典》的分校和储藏做出过贡献。
古籍对于当代年轻人的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以《永乐大典》为例,在陈红彦心里,“作为中华典籍文化代表的它在聚散流变、悲欢离合中形成的历史缩影,已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古代典籍,而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尊严。它可以让我们找到文化自信的根”。
试想,一个生命倘若没有了根,将如何存在?
(《人民周刊》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