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教育之药治疗中国人的“看客后遗症”

一九二三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写道：“群众，——尤其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这说的是一种“看客”心态，一百年后，公元二〇二三年的今日中国，这种现象却还始终存在着。

6月29日，苏州一男子站在楼顶欲轻生，一名大爷站在楼下，对着楼顶男子喊骂“不跳不是人”。而后轻生男子跳下，当晚不幸身亡，该大爷沈某（67岁）也被当地警察局依法行政拘留。（7月1日 央视网）

看热闹的人，自己也成了热闹。“看”与“被看”之间，并没有风景独好，而是存在着一个荒芜的精神世界。梁晓声《看客中国》中将“看客”概括为两种，一种“麻木不仁已无冲动可言”，一种“惟恐天下无乱”，“倒卖起血馒头，如同稀货贩子在鬼市兜售稀货”。无论是冷漠无情的看客，还是幸灾乐祸的看客，拥有的是一种动物的兽性的感官，拥有的一种“人吃人”的精神。他们不但不去解决矛盾，反而为矛盾的激化而奔走相告。

触犯到法律红线的“看客”可以用道德谴责、法律惩治，但是那些藏在阴影中的更多“看客”又该如何治疗呢？法律固然重要，法律的存在可以为社会规范和道德价值提供保障，法律的严惩可以起到威慑作用，警示公众不能参与或助长这种“看客”行为。但法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是尽可能将那些触碰到法律红线的“看客”收入法网之中。只要生长“看客”的土壤始终存在，那么“看客”就会有如韭菜般一茬一茬地生长。

治疗“看客”在于治疗国民之“愚”，治疗国民之“愚”在于国民教育。“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是鲁迅写在《呐喊·自序》中的。如果说法律是割除“看客韭菜”的镰刀，那么教育就是改变“看客土壤”的农药，是改善国民精神世界的慢效药。

在一切互联的环境下，“看客”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刘学州、“粉发女孩”、武汉“校内碾压致死”男童母亲……他们的悲剧犹在眼前。网络时代的一些新的“看客”，自认为是福尔摩斯，仿佛拥有上帝视角，将人肉、“键盘侠”的本领用到了受害者的身上。其中还有一些表演正义的“看客”，由名而利，吃着新时代的“血馒头”，这样的“看客”较之冷漠无情、麻木不仁的传统“看客”还要冷血。就比如男童母亲一事件中，百万粉丝大V“鄂有正能量”非但没有安慰受害者，反而化身“鄂有恶能量”，质疑男童母亲只是想要“多要点赔偿”而闹事。其中还有与其一起网暴的公众号，在网暴受害者之后，又来表演正义指责网暴者。相较之下，“袖手旁观”竟也可成为一种美德。

对于“看客”，谴责是不够的，法律也是不够的。在网暴者被禁言、被惩治之后，众人发表一番感言之后，往往又是“一地鸡毛”。很少会有人去注意在网暴之后、出头的“看客”之后，去帮助那些受到“看客”心态影响的个体重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骗人”。在“看”与“被看”之间，没有一个人能够袖手旁观，没有一个人能够置身事外。

教育，教“愚”。“愚”是在于精神性上的，而不是在于知识性上的。中国人之间没有“看客”与“被看”的区别，没有人天生就是“看客”。所以我们的教育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精神与德行摆在知识的前面。我们的语文教材把鲁迅的文章作为重中之重，对“看客”心态的危害进行深入解读，并引导学生认识到这种心态对个人和社会的负面影响。

消除“看客后遗症”需要法律，需要《刑法》，需要《民法典》，更需要法律和教育两者共同发力，需要全中国同胞们的努力和包容。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一个能给予受到“看客后遗症”影响的个体自我改变的机会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看客”势必会越来越少。

（吴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