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段家长欲带小孩进深圳大学参观被保安拦下的视频,引发热议。5月7日,深圳大学发布说明,明确表示校园暂不对外开放。后续,在确保学校正常教学生活秩序的前提下,深圳大学将适时调整入校管理规定,尽可能满足各界公众的参访需求。
距离2023年1月8日新冠肺炎纳入“乙管乙类”已过去四个月,人们逐渐回归疫情前的日常,然而,在大学校园重新向社会公众开放的进程上,各大高校止步不前,甚至反对校园开放的声音逐渐高涨。
一种观点认为,校园开放后一方面扰乱教学科研秩序,另一方面可能混入不法分子,难以保证师生人身及财产安全,特别是学生涉世不深,安全隐患更高。同时,如果为了开放而加强安保管理,则又牵涉不少人力物力成本。这种顾虑确有道理,却忽略了大学作为学生从校园走入社会“过渡阶段”的重要功能。
大学是学生适应社会的一步“台阶”,理应提供一种社会性的环境,不至使学生毫无经验地走向更复杂的社会。开放校园虽然为生活带来各种麻烦,比如自习不敢离开电脑太久,走夜路希望找人同行,自行车因未上锁而被骑走,反过来看,也是建立基本的防备心、学习自我保护的过程。
高校融入社会与社区的过程当然会面临冲突,学生也可以能动地反映问题、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这正是《高等教育法》中“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的题中之意。无论是游客喧哗扰乱秩序,还是居民大妈进校跳广场舞,在处理利益冲突的过程中,和他人沟通协商,和外部找到更融洽舒适的相处模式,未尝不是更加沉甸甸的处世智慧与管理策略的收获。
即便大学通过封闭的真空保护学生,学生获得的安全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走出象牙塔,年轻人们仍可能面对盗窃、诈骗,乃至性骚扰等种种社会问题,没有可以永远筑起高墙的安全地。而大学的价值恰恰在于其过渡性,一半供学生专注在象牙塔中纯粹生活,一半供学生滑向社会现实。
此外,尽管目前部分高校尝试有限度的开放,却少了最基本的公平性考量。外部人员进校需要校内人员帮助预约。认识校内人员,需要靠“关系”;拜托预约,又欠了“人情”,这不该是一个公共机构和社会公众之间正常的关系形式。在提倡教育等各种资源走向平等、共享的路上,特权式的开放令人深感疑惑。
相比纯粹的学习环境,开放的校园当然可能出现混乱与困扰的,但也是必要的。降低安全隐患,从学生层面可以强化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从管理层面可以将门禁管理精细化、巡逻常态化,出现冲突则协商处理、制定规则。坚持校园封闭以免除所有麻烦,其实仍然没有从疫情时代“非必要”的简单化思维走出来。这种几乎已经成为惯性的简单化取向,值得我们警惕。
(陈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