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女性何时能实现“生育自由”？

当下，“隐孕”已成为女性的一种不得已的职场生存策略。担心被降薪、辞退、影响试用期转正、升职加薪等，是很多职场女性选择“隐孕”的重要原因。在“隐孕”的另一端，是一些企业对于孕产期女职工可能带来的额外用工成本的担心。专家建议，三孩背景下，应建立合理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打造生育友好型职场环境，提升女职工生育意愿。

现如今，怀孕成了职场女性的“难言之隐”。公开，担心影响试用期转正、升职加薪；不公开，心里承受诚信压力。于是，“隐孕”才成为不少职场女性的一种不得已的生存策略。职场女性何时能实现“生育自由”？笔者认为，用人单位歧视怀孕的职场女性，并制定 “土政策”限制她们生育，违反了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严重损害了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必须依法纠偏。

现实中，一些用人单位制定限制生育 “土政策”，要么，给女性求职者设置不合理、不合法的入职门槛，如签订怀孕即离职等保证或协议书；要么，一旦女职工怀孕，如期转正、升职加薪不仅无望，还就有可能被辞退。用人单位如此做法，等于在给国家现行鼓励生育的计生政策“使绊子”。而许多女职工由于担心维权将被“炒鱿鱼”或遭变相辞退等，或在工作期间不敢生育，或选择“隐孕”，能隐瞒多久是多久。而许多女职工在合法权益遭侵害时，因怕麻烦、诉讼成本高等原因而放弃了维权，在一定程度上也纵容了用人单位的歧视行为。

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规定生育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晋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也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而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可见，法律赋予职场女性“生育自由”，而怀孕后被用人单位降职降薪甚至辞退，则属于侵犯女职工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职场女性选择“隐孕”，折射就业歧视较为普遍。其背后原因值得反思，因为一旦女职工怀孕生育，企业要为遵守劳动法规而付出额外的用工成本。这种“国家请客，企业买单”情形，企业显然不情不愿，为节约用工成本，就会作出不同程度的“逃单”行为，比如，拒绝招聘已婚未育女性、怀孕即降职降薪，或逼迫自动离职等。国家法律中对女性权益的保护，一味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无疑提高了雇佣女职工的用工成本，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女性的就业困难。

笔者认为，落实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用人单位不能“使绊子”，但其用工成本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方面，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应加大监督力度，及时纠正企业限制生育等内部规定，对严重侵犯生育权、平等就业权的用人单位，予以严厉处罚和制裁，并追究相关责任人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在政府层面应该探索生育成本社会分摊机制，或由政府在一定条件下给予用人单位财政补贴等方式，以减轻用人单位保障生育权的经济成本。这样，合理分摊用人单位承担社会责任的额外负担，促进用人单位主动依法保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职场女性才能消除“难言之隐”，真正实现“生育自由”。（丁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