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夕阳如血,寒风中传来一个消息:池田大作先生逝世了。
这是我无法接受的事实。
两天前,我与丝绸之路艺术协会负责人访问创价学会总部,路过那片绿树环绕的寂静住宅时,还在想念着池田大作先生。
我们回想了父亲常书鸿与池田先生的友情和整理出版他们的对谈《敦煌的光彩》,我作为往来中日之间的使者和助理,在整理文稿过程中,第一时间看到了他们闪闪发光的思想,像一盏明灯指引我前进。这是我最珍贵的人生和艺术的教科书,因此我提议明年在纪念父亲诞辰120周年、母亲诞辰百年之际,在敦煌戈壁一块巨石上镌刻“敦煌的光彩”五个大字并留下两位先生的话,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这是因为他们两人一生对丝绸之路敦煌艺术的热爱和诠释,影响了许多学者、艺术家。
50年前,当我看到池田先生的《夕阳》摄影集时非常震撼,我那时还不知道他与中国有那么深的渊源。后来,夕阳也成为我写生创作的源泉。
1984年我赴日留学,一年后我和父母参加了盛大的琦玉文化节,当池田先生向两万观众介绍常书鸿、李承仙并引起全场欢呼时,我看到父母脸庞上流下的晶莹泪水,因为这是对他们一生守护敦煌的褒奖。
旅日40年中,我5次见到池田先生,这是难得的殊荣和聆听教诲的机会,他每次见面都给我热情的鼓励:努力学习,为日中友好、为世界和平,创造新的文化艺术。
1997年,当母亲带领我向池田先生报告在敦煌开凿新石窟时,池田先生马上说:“新的石窟壁画的制作是敦煌文化复兴,是重大的和平文化大事业,是作为世界文化交流的据点,是使人类的心更加宽广的原点。”
这句话支持着我克服任何困难,砥砺前行,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将告慰两位先生:为了人类和平和文化,我会继续做下去,传承、发展敦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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