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开端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是我们党独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开端，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战略思维的杰出范例。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之际，重温这篇充满战略智慧的著作，对于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论十大关系》全篇贯穿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958年5月18日，他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可以说，“以苏为戒”，独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全文的重大战略思想。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遭受挫折的教训。列宁总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经验教训，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改善了工农关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共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犯了许多错误。斯大林逝世后，矛盾充分暴露出来，苏共二十大揭开了盖子，在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极大思想混乱和剧烈政治动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对待苏联经验，这一重大历史课题鲜明地提到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毛泽东的探索由此开始。“以苏为戒”的战略思想不但在讲话的导语中鲜明地提了出来，而且在各个部分中都有所体现。例如：
　　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他说：“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
　　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他说：“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他特别讲到同农民的关系，认为“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苏联则不同，他们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说：“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他说：“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
　　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他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以上对苏联经验教训的分析，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包括产业关系，工农关系，国家、集体、个人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民族关系，政党关系，本国和外国的关系，等等。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便如此深刻揭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表现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历来强调的独立自主精神。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正是由于坚持独立自主，我们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同样要坚持独立自主。毛泽东在一次调查会上对有关部门的同志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有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他明确地说：“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受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所以，无论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要坚持独立自主。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
　　深入系统调查研究基础上的战略谋划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从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入手的。他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毛泽东的这次调查研究，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43天，那是十分紧张疲劳的43个日日夜夜，用毛泽东的话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早晨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事先看书面材料，汇报过程中边听、边议，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为了增加对工业建设的感性认识，从4月12日到17日这6天，毛泽东还参观了设在中南海的机械工业展览，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讲解员的解说，还叫人找一些有关图书和资料做进一步研究。
    毛泽东这次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思考、总结、提炼、概括的过程。4月19日，他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为三个关系；4月20日，进一步归纳为五个关系；4月24日，又归纳为六大关系。到4月25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十大关系的思想最终形成。这次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做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富有成效的一次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为我们党从战略上谋划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初步基础。这次调查研究和这次讲话，也为开好党的八大作了思想理论准备。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可以说，十大关系是党的八大报告的纲。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毛泽东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他曾多次表示，他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究竟行不行，还有待于更多实践的检验。经过多次整理和修改，在1975年将《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纳入正在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由工作小组做进一步整理。邓小平在整理稿送审报告中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毛泽东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毛泽东去世后，《论十大关系》于1976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论十大关系》一文的形成过程，再一次告诉我们，正确的战略决策必须以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做基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论十大关系》形成过程中所做的这种大规模调查研究，以及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所采取的广泛听取意见、深入思考、多方比较（正面反面、国际国内、历史现实）、不断提炼、反复修改的方法，为我们正确进行战略谋划树立了榜样。
       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开山之作
      《论十大关系》立足中国实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调查研究为基础，以苏联经验教训为借鉴，对我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战略谋划，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以一系列新思想、新战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论十大关系》是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开山之作。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辩证法，深刻阐明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也有许多科学预见。但是，他们毕竟没有生活在这个新社会，不可能提供这方面系统的理论。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有过明确的总体论断，他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这一论述为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指明了方向，但是由于他过早逝世，没有来得及做进一步论述。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失误，他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直到逝世前才吞吞吐吐地表示，弄得不好也会发生矛盾。其实，弄得好也会有矛盾，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矛盾，正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才使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党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矛盾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代表性成果就是《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者从总体上、理论原则上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论十大关系》则比较具体地论述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矛盾，初步形成了一个思想体系，开了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先河。
　　毛泽东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十大关系并不是平列的，而是有重点的。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也就是说，《论十大关系》重点是讲经济建设问题，同时讲了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一些重大思想政治问题，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论十大关系》写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开始之时，迄今已有60多年。但是，时间的年轮和历史的曲折未能掩盖它真理的光芒。在今天，学习它仍有重大现实意义。文中所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各方面关系的基本原则，如协调发展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统筹发展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以及重视并善于向外国学习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今天仍然有重要指导意义。不仅如此，《论十大关系》还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战略思维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它告诉我们：第一，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事关战略方向的根本问题。第二，一定要重视研究带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努力做到总揽全局、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有效推动事业全局的可持续发展。第三，研究带全局性的重大关系，一定要重视调查研究，从本国本地本单位的实际出发。要重视本本，但决不搞本本主义；要重视别人经验，但决不照搬别人经验。第四，处理各种重大关系，一定要坚持辩证法，讲好“两句话”，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不能只讲其一、不讲其二，反对任何一种形而上学片面性。如此等等。这些思想方法具有普遍和长远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关于“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战略布局的确立，关于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十二大关系”的论述，关于“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的论述，关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论述，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论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要重视顶层设计的论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要处理好“六个重大关系”的论述，等等，都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战略思维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副校长）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