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大力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4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中长期重大发展战略，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国际经济循环同国内大循环一样，都是新发展格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紧密联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党的二十大提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我们要全面准确把握好二者的内在联系，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打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能搞封闭的国内单循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深度，分工深度决定生产力水平和收入水平。现代经济区别于前现代经济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在不断扩大的市场范围中组织生产、利用资源、交换商品，从而持续深化分工、提高效率。越是能够在更广范围内开拓市场、利用资源的国家，其经济也就越强大，收入水平越高。世界近现代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反复说明，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带来繁荣。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不是通过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循环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提升。从我国自身发展经验看，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取得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奇迹，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是我们必须坚定参与并不断提升国际循环的根本依据。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同全球很多国家有着紧密的产业和市场关联，内外需市场本身就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不要国际循环或弱化国际循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要发挥大国经济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结合和互动，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物质支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特别是近几年在世纪疫情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下，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必须看到，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国际分工和贸易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经济全球化仍是现代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大方向。全球贸易和分工的潜力远远没有耗尽，各国通过国际分工和贸易实现共同发展的空间仍十分广阔。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有的国家从一己私利出发，破坏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企图利用其强势地位，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试图把中国从全球市场和产业体系中切割出去，塑造“没有中国的全球化”。这种做法违背了历史进步的方向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能实现的。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我们必须“不畏浮云遮望眼”，认清大势，坚定信心，排除干扰，坚守正道，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在新发展格局中，国内大循环是基础和主体，参与国际循环则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下的必然要求。在国际循环受到干扰的情况下，我们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一方面有利于稳定国内经济基本盘，增强经济发展韧性，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能更好带动和激活国际循环，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会，使我国成为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使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意味着对外开放地位的下降，而是意味着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我们必须把握好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辩证关系，协同推进扩大内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展望未来，我国外贸进口和出口、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的规模将会持续扩大，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也会继续提升。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更好统筹开放和安全，不能陷入消极被动的国际循环

随着国际环境变化和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角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不可避免要遇到来自外部的各种干扰和阻碍，会遭遇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考验，参与国际循环的方式必然要进行相应调整。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党中央针对我国发展环境条件变化，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着眼全局和长远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面对新的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发展环境，我们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主动谋划，积极作为，在开放中把握战略主动，塑造积极可控的主动型国际循环，避免陷入单纯依靠外需拉动、过度依赖外部技术和资源、安全风险防控机制缺失的被动型国际循环。

市场是全球的稀缺资源。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国家，拥有很多国家所没有的巨大国内市场，这是“双循环”的物质基础，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主动塑造国际循环的独特条件和优势。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超过18%，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在30%左右，货物和服务贸易规模居世界第一，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有14亿多人口，占全球的近1/5，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14亿多中国人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意味着几乎再造一个相当于现有发达国家规模总和的市场，这个过程将创造十分巨大的商业机会。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加上开放的国际市场，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很多显著优势，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规模经济优势、创新发展优势和抗冲击能力优势。依靠这些优势，中国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制造业体系，形成了满足国际国内多样化需求的强大供给能力，形成了富于创造活力的产业生态，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这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各国企业投资中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产业和市场环境。我们要发挥好自身比较优势，不断巩固提升我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提升抵御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积极塑造高水平的主动型国际循环。

主动型国际循环以强大稳健的国内大循环为基础。有了内需市场强劲、科技自立自强、产业完备健全、资源要素保障有力的国内大循环，我们就能够抵御各类极端情况冲击，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就更有底气，也更有能力抑制各种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行为，能够更好地促进国际循环。畅通的国际循环会给国内大循环带来更加丰富的高质量要素资源、更加多元稳定的市场需求，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有利于国内现代化经济体系发育成长。过去3年，尽管全球经济贸易受到保护主义和世纪疫情的巨大冲击，但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对外贸易逆势大幅增长，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超过10%，出口年均增长11.6%。说明只要主动谋变应变，采取正确策略，发挥好自身优势，就能够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影响，主动塑造国际循环，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全球共同繁荣。

我们要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不断扩大朋友圈，同一切和平进步力量一道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制定和维护各类国际经贸规则，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巩固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推动共同繁荣和发展。促进海外市场和供应链体系多元化、稳健化，提高国际循环的韧性和稳定性。加强标准、法律、物流等领域国际循环支撑体系建设，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我们要在对外经贸合作中坚定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积极运用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以法律和经济手段维护包括在华外资企业在内的中国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要着眼总体安全、动态安全，全面提高开放条件下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健全安全审查、反垄断调查等国际通行的制度性安排，科学设定适应安全防护能力的开放水平，稳妥有序推进各项开放措施，提升国际循环稳定性安全性，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高质量国际循环，防止低水平数量扩张的低层次国际循环

我国此前一些年经历过对外贸易持续快速扩张的时期，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发挥过巨大作用，但也存在扩张方式粗放、低价恶性竞争、过度消耗资源环境、贸易顺差过大等问题。新时代新征程上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有效提升我国参与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

我们要高标准建设贸易强国，培育国际经贸合作新增长点，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加强出口产品品牌、质量、渠道等建设，更大力度开拓国际市场，稳定对外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

我们要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更大力度吸引和用好外资。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促进公平竞争，依法保护外商投资和经营权益。有针对性地做好外资企业服务工作，积极回应外资企业关切，解决各类实际问题，为外商来华从事贸易投资洽谈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和留住有外迁压力的企业。积极推动外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更加注重吸引中小外资企业来华投资。

我们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实施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发挥国际循环对国内区域经济均衡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造一批服务高水平国际循环的区域发展枢纽。发挥好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各类开发区和保税区等开放平台的先行先试作用，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积极探索试点对标高标准经贸协议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不断提升国际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作者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经济五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