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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亲自颁奖旗

——《百面战旗红》之“模范红十二团”

《百面战旗红》创作组    2022-05-23 00:34:00    《人民周刊》

编者按:2022年是建军95周年。为展现人民军队英雄风采,本刊陆续刊发军史题材纪实文学作品《百面战旗红》。这部作品由罗援领衔主编、叶征担任总策划、李玲负责召集团队创作,创意源于参加新中国70年大阅兵的百面战旗方队,讲述每一面战旗背后的动人故事,彰显每一面战旗蕴含的血性军魂,昭示了一支有精神、有灵魂的军队必定战无不胜!本期刊发第七篇文章,执笔人为欧阳青、谢海巢、叶征。

 

荣誉战旗名称:模范红十二团

授旗年份:1934年1月

授旗时战斗序列:中国工农红军红3军团红4师红12团

授旗领导机关: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授旗前后主要战斗序列沿革:1928年7月22日,为湘军独立5师1团1营,参加了平江起义;起义后扩编为工农红军5军13师1团;9月初,改称5军1大队;10月,扩编为5军1纵队;12月10日,改称工农红军红4军红30团1大队;1929年3月14日,改编为湘赣边红军独立1团2营;5月10日,扩编改称红4军6纵队1支队;7月下旬,改称红4军5纵队1支队;9月初,扩编改称红5军5纵队;10月底,5纵队扩编为2个支队;12月,5纵队扩编为3个支队,原部队改称红5军5纵队1支队;1930年6月中旬,5纵队1支队扩编改称红3军团8军1纵队;7月22日,8军1纵队加2纵队一部组编改称红3军团8军6师;8月上旬,改称红3军团5军3师;1933年6月7日,红3军团3师整编为红一方面军红3军团红4师红12团;1935年9月18日,改称红军陕甘支队第2纵队红12大队;同年11月3日,恢复称号为红一方面军红3军团红4师红12团;1937年8月25日,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6团3营;1941年2月2日,为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4旅兼湖西军区10团;1946年12月,重被划归晋冀鲁豫军区,为第1纵队2旅4团;1945年10月7日,为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2旅10团;1946年3月1日,为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第1纵队2旅4团;1949年2月17日,为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16军47师139团;1985年10月1日,为沈阳军区第16集团军47师139团;1998年整编裁军,139团归46师建制;现为北部战区陆军第80集团军某合成旅。

战旗精神:红心向党、敢打胜仗、守纪如山、勇当模范

 

1934年1月31日,正值隆冬,冰封河止,天阴奇寒。江西瑞金沙洲坝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内却气氛热烈,传出欢声,持续一周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进行颁奖典礼。红12团代表兴奋地站在台前,与其一起受奖的还有瑞金、兴国两县代表。一阵掌声响起,只见一位高大精瘦、气宇轩昂的长发中年人大步登上主席台。“毛委员!”有人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

时年41岁、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操着湖南湘潭口音郑重宣布:为在扩大红军工作中成绩突出的瑞金县、兴国县和红12团颁发奖旗。红12团代表从毛主席手中接过鲜红的“模范红十二团”奖旗,激动地敬了个军礼,又转向台下把奖旗高高举起。全场2000多人再次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这面奖旗背后大有来历

在我军百面荣誉战旗中,唯有“模范红十二团”这面奖旗是毛主席亲手颁发的,且落款既不是中革军委,也不是某级司令部、政治部,而是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免给这面旗帜蒙上了一层独特而神秘的色彩。

颁奖之时,红12团正随红3军团红4师在闽西北前线作战。获奖消息传来,全团为之一振,暂时忘却了作战和指挥上的种种不顺畅,有了一种失群的雁又看到远方雁阵的感觉。

就在几天前,红12团与兄弟部队终于攻克了沙县,仗打得很艰苦,但作为红军总顾问的李德,却对红3军团司令员彭德怀没按其要求打堡垒战深表不满,并借题发挥,大批特批游击主义。是非曲直,百口难辩。

正在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毛泽东,得知红3军团告捷、红12团在战斗中表现不俗的消息非常高兴,硬顶着李德等人的压力,决定不通过中革军委,而以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名义,坚决、直接地给红12团以表彰。

有人担心,苏维埃二次大会直接奖励红军部队会让人说“越权”。但足智多谋的毛泽东决心已下,以积极扩红、成绩优异的名义给红12团发了奖旗。

刚接替滕代远担任红3军团政委不久的杨尚昆,亲自将“模范红十二团”奖旗交到红12团政委钟赤兵手里。接旗瞬间,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小将竟然让泪水潮湿了眼镜片。虽然他才刚20岁,但多年的斗争经验也让他知道这不是一面普通的奖旗,里面浸透着已经失去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对红12团的关心与呵护。

此时,我党我军高层围绕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斗争日趋尖锐,主导权被“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把持,瞎指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为建立权威,博古在担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的一年期间,从各个方面打压毛泽东、朱德等中央苏区资深领导,将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正确做法指责为“游击主义”“逃跑主义”,断言“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并且生搬硬套苏联城市革命成功经验,高估中国革命形势,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

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后,分歧更加明显。毛泽东认为应该利用中央苏区有利地形打运动战,出奇制胜,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然而博古、李德非但不避实击虚,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反而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把红1军团和红3军团两大主力分成中央军和东方军,开展两线作战。

当黎川失守,中央苏区北大门洞开时,李德又惊慌失措,更错误地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准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将红军的战略战术由游击战为主改为堡垒战为主,硬把一副好牌打到稀烂。

红军高层的这些分歧,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红军的作战行动。红12团开始坚持运动战,不搞堡垒战,取得了洵口作战的胜利。而后在硝石、资溪桥、八角亭等战斗中,因李德错误指导,时而堡垒对堡垒,时而短促突击硬碰硬,最后都打成了“夹生仗”。

被排斥在决策圈之外的毛泽东,面对博古、李德有理讲不清。打堡垒战?打阵地战?拼消耗?拼实力?一连串的疑问,促使这位具有强烈政治责任感和高度党性的明白人大声呼吁:“敌人数倍于我,有大炮、飞机和足够的弹药,而我们武器简陋,弹药不足,怎么能和敌人这样打?”

各种不同意见却引起了博古和李德的极大反感,非但不理,反而大搞惩办主义,对有想法的红军干部,轻则警告、撤职,重则罚苦工、关监狱。为杀一儆百,竟将闽赣省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判刑5年。

由于博古、李德大搞一言堂,弄得红军前线指挥员十分为难,怨声载道,矛盾冲突时有发生。红12团指战员背后给李德起了个外号:“大鼻子太上皇”。

这面奖旗得来实属不易

在红军序列中,红12团绝非等闲之辈。作为战将彭德怀麾下的种子部队,从平江起义一路走来,在井冈山淬火,于黄洋界扬名,是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功臣部队,获得“模范红十二团”奖旗可谓当之无愧。即使从两次入闽和5次反“围剿”作战的赫赫战功看,扛旗也在情理之中。

红12团24岁的团长洪超,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生,广州起义后,跟随朱德上了井冈山。洪超作战勇猛,身先士卒,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失去了左臂。政委是20岁的钟赤兵,土生土长的工农干部,既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又能带头冲锋陷阵,后来在娄山关战斗中失去了右腿。不过这时钟赤兵还四肢健全,与洪超是一对虎将。

1933年7月9日,洪超和钟赤兵率领红12团在宁化县泉上镇围点打援,按照红4师师长张锡龙、政委彭雪枫的命令,冒雨设伏于石狮岭,承担兜底歼敌重任。当福建地方军阀卢兴邦新编第52师309团从清溪进入伏击圈时,团长洪超一声枪响,红12团随即迎面猛攻,轻重机枪和步枪向猝不及防的敌群扫去,敌人顿时死伤一片。这一仗,是红12团在红3军团红4师建制内入闽作战的第一仗,好比是猛虎遇到了羊群,打得敌人屁滚尿流。

初战告捷后,红12团再与兄弟部队一起,于7月31日伏击了由莒溪镇北上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区寿年78师467团主力。

战斗中,红12团2营副营长邓克明率领担任突击连的红5连,冲上公路,猛追敌群,最后拼起刺刀,左前臂负伤。经1小时激战,俘敌467团团长丁荣光,随即乘胜攻占莒溪镇、朋口镇,取得了入闽作战第一阶段的胜利。

闻知红3军团取得数个胜利,周恩来盛赞彭德怀在不违背整体意图下,机动专断,把敌第78师追得溃不成军,开创了中央红军入闽作战胜利的新纪录。毛泽东发来了热烈的贺电。博古、李德则不以为然,认为红3军团是游击习气不改。

9月25日,情况突变,蒋介石50万大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第三天就敲开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黎川。博古和李德相当震惊,急令红3军团从福建火速回师,收复黎川。

博古、项英和李德根本意识不到,仓促应战正是“两个拳头打人”主力分离的结果,使红军错失了做好第五次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红12团取道大干、桥头、泽坊向西北进军御敌。此时,洪超升任红6师师长,红12团团长由参加过平江起义的战将、赣县模范团团长谢嵩接任,政委仍是钟赤兵。

10月6日晨,红12团随红4师右纵队进攻赣东洵口地区。洵口在黎川县城东北20公里处,是闽赣两省来往的交通要道。要夺回黎川,必先取洵口。

上午,当红12团插到洵口东北的飞鸢村时,与国民党军第18旅旅长葛钟山临时指挥的17旅31团突然遭遇。后来,敌34团也赶来参战。两敌面前,红12团团长谢嵩大声命令前卫营:“抢占有利地形,先敌开火!”团政治处主任苏振华鼓舞士气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人在阵地在,坚决打垮敌人的反扑!”指战员们抖掉头上和身上的硝烟尘土,拧开手榴弹的保险索,迅速投向攻上来的敌群。

紧急关头,张锡龙、彭雪枫率红4师主力赶到,几十挺机枪猛烈扫射,手榴弹投掷如雨。激战4小时,敌不支,仓皇沿黎(川)光(泽)公路向厚村溃退,一直退往洵口顽守,傍晚与27团会合,就地组织防御,固守待援。

第二天一早,红12团便趁着迷漫的晨雾,由东向西展开攻击。霎时间,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红军战士的喊杀声连成一片,震撼山谷。正准备吃早饭的敌军,吓得胆战心惊,丢下饭碗就跑。

经过3个多小时的追击,红军歼敌3个团,俘敌旅长葛钟山以下1100多人,缴获迫击炮2门、无线电台1部、轻重机枪29挺、长短枪1084支。

洵口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首战,足显红12团之勇。胜利消息通过《红色中华》的报道很快传遍整个中央苏区,军民备受鼓舞。

博古和李德却产生极大错觉,一改不久前的惊慌失措,无视敌强我弱、部队疲惫的事实,主张陈兵苏区边缘,实行“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强令红3军团立即攻打敌堡林立的硝石村,以便尽快收复黎川城。

硝石村在黎川县城西北30公里处,驻守着敌第8纵队许克祥的24师,筑碉建堡,形成了坚固阵地体系。此外,不远处的黎川有敌3个师,南城、南丰各有敌4个师,随时可速援硝石。

一向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彭德怀闻令,不禁气得大吼:“大鼻子顾问昏了头啦?电报一个接一个,难道我们的战士不需要吃饭、不需要休息吗?刚打完这个遭遇战,又要去打硝石,这仗怎么打?”政委滕代远劝道:“意见归意见,命令还是要服从。”

10月9日中午,红12团随红4师从北面寒丰桥对盘踞硝石的敌24师展开攻击,辗转穿梭于敌人主力和碉堡之间,敌则凭借坚固工事抵抗,战斗打成胶着状态。夜间,红12团再次发起攻击,仍未果。红军各路进攻均不奏效。

就这样,敌我僵持了五天五夜,打成了拉锯战,敌军伤亡不小,红军也精疲力竭。这时,南城之敌4个师分两路增援硝石,黎川之敌一部也出动策应。在极为不利的形势下,红军被迫结束硝石战斗。

10月22日,心有不甘、一意孤行的博古、李德,又喊出“决战资溪桥,收复黎川城,坚决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严令红3军团再度攻打硝石以东的资溪桥、谭头市等地的敌人堡垒。

红12团奉命攻击资溪桥以南石硖村,陷入白热化的堡垒战和阵地战之中,进退两难。彭德怀、滕代远连续3次建议避开敌人堡垒,均被博古和李德以中革军委名义拒绝。红军主力连战4日不克,不得已再次放弃了决战资溪桥计划。

接下来的八角亭一战,为攻打敌坚固堡垒,紧急时刻,红4师政委彭雪枫亲率一个排反冲锋,英勇负伤,职务由黄克诚接替。

连续作战失利,博古、李德不思己过,反责怪彭德怀执行不力。脾气火爆、刚直不阿的彭德怀大声疾呼:游击战术才是胜敌法宝,机械死磕则寸步难行!

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博古和李德对红军作战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红军被束住了手脚,红12团也感到越打越不顺手。

趁红军忙着打堡垒战之际,蒋介石派亲信陈诚指挥第3路军4万之众,向黎川东南部的德胜关杀来,企图截击红3军团退回福建泰宁、建宁县的归路。

大敌当前,彭德怀断然放弃了硬碰硬、堡垒对堡垒的打法,于12月12日上午,将红3军团1.2万人埋伏在团村周围山头的石头亭、撮斗寨、禾堂山等敌必经之地,伏击4万之敌。战役规模的团村战斗打响。

担任主攻的红12团,紧盯敌人的动向,当看到陈诚的3个师呈倒“品”字分两个梯队推进时,抓住敌一梯队展开一半兵力,二梯队正筹划挖战壕、筑碉堡之际,一举突入敌阵,导致敌军大乱。

作战中,张锡龙和黄克诚深入前沿阵地指挥,遭敌机枪扫射,张锡龙头部中弹牺牲。黄克诚怒吼:“给我打掉它!”红军指战员从各个山头向敌军发起猛烈攻击,敌向黎川溃退。

到了第二天中午,红3军团见好就收,以毙敌约1000人、俘敌300余人的战果退出战斗。正患疟疾、带病指挥的彭德怀,感受到战场上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震天,慨叹红军分离作战的遗憾:“如果与红1军团联手作战,这回肯定就把敌人包饺子了。”

翌年1月12日,红3军团奉命再度入闽作战,任务是袭取闽中重镇沙县,守敌为国民党军新编第52师主力一部及地主武装,共2000余人。

这一仗又打得十分胶着,直到1月25日5时25分,红军坑道作业爆破成功,沙县西门城墙被炸开20多米的缺口,担任主攻的红12团才趁机攻入城内。

残敌拼命封锁红12团的前进道路,2营副营长邓克明在战斗中颈部再次负伤。3营也陷入苦战,营长朱福生身负重伤。危急关头,团长谢嵩和政委钟赤兵带着预备队浴血厮杀过来,压制住了敌之反扑,成功掩护其他部队向城内纵深发展。经过激烈巷战,最终全歼守敌,沙溪南岸地堡里的敌人也尽数投降。

沙县一战险胜,红12团功不可没。这也成了红12团被授予“模范红十二团”的直接原因。

这面奖旗引领走向胜利

对于红军作战中因战略指导失误而付出的巨大牺牲,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对红军前途万分担忧。由于被“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排挤在决策中心之外,他所能做的最多就是利用中华苏维埃二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对红12团进行表彰,紧急动员群众积极参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并以此表达对红3军团灵活作战的全力支持。

即使这样,毛泽东仍然成为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批判对象。在会议主角博古操作下,“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发展到了高峰。会后,在错误的战略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形势急转直下,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部队越打越少。

3月的一天,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再次给红12团颁发了荣誉奖章。与1月不同的是,这次是毛主席亲自将红星奖章戴在了红12团政委钟赤兵的胸前。

钟赤兵在保卫三溪圩白塘村战斗中,不顾可能被戴上右倾或不执行“御敌于国门之外”战略方针罪名的风险,因地制宜地发明了见缝插针式的反击战,带领红12团灵活利用地形,一连对敌展开了5次反击,有效歼灭了敌人。

不幸的是,战斗中他的左手拇指被流弹削掉了。毛主席去看望他,见他手肿成了一个包,却哼也不哼一声,称他是硬汉。钟赤兵非常感动,故作轻松地说:“毛主席,没有手指,嘿嘿,照样打仗。”

4月,国民党军队逼近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中央苏区陷入四面合围。博古和李德不顾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坚决反对,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要求红军与敌“决战”,死打硬拼。

彭德怀听罢十分愤怒:“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红3军团12000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结果不出所料,此役以红军被迫撤出、伤亡5000多人告败。

到了秋天,博古和李德主导的第五次反“围剿”以惨败落幕,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踏上长征路,经湘江血战、强渡乌江,辗转来到贵州遵义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严肃批判了博古、李德一步步把红军带入绝境和崩溃的严重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和基本原则,在极端危险的历史关头,作出了正确的抉择。

2月5日,在云贵川“鸡鸣三省”的扎西,博古把军事指挥权正式移交给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此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由最高峰的数十万人锐减至3万人,饥寒交迫,缺枪少弹,面临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如何摆脱10多万川军的围追堵截。

毛泽东决定回师贵州,二渡赤水,先夺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在运动中歼敌有生力量。据此,彭德怀立即加强了对娄山关的攻击部署。

2月26日拂晓,红12团顶风冒雨奔袭40里,赶到娄山关南溪口,与彭雪枫指挥下苦战多时的红13团汇合,从中路正面向南进攻。

娄山关,位于贵州桐梓县城南15公里处,地势险峻,群峰如剑,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夺下娄山关,红军尚有生机;夺不下娄山关,红军必死无疑。

政委钟赤兵与政治处主任苏振华率红12团1营和侦察排担任先锋,最先冲到娄山关口。雨雾浓云铺天盖地,十步之外难以看清物体。这时,半山腰的一些阵地已经丢失,情况非常危急。红12团奋不顾身,冒死冲锋,与红13团协同作战,在清晨6时控制了点金山。

上午8时,峡谷中的浓雾渐散,黔系军阀王家烈的“双枪兵”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从娄山关下反扑上来。钟赤兵政委指挥1营居高临下,全力迎战,打退了敌人。

10时,敌人又发起新的反扑。钟赤兵大声命令:“上刺刀!”随即身先士卒冲入敌群。红12团战士挥动枪刺、大刀,横劈竖砍,杀得敌人四散逃走,一直追到黑神庙前,遭到大量敌人反击。红4连指导员丁盛带前卫排及时赶到,用轻机枪和手榴弹把敌人暂时压了下去。

紧急时刻,2营营长邓克明和教导员谢振华带着突击队冲了上来,与1营汇合。钟赤兵大喜道:“来得正好,将敌击退!”红12团遂与敌展开生死搏斗。

不幸,几颗子弹突然击中了钟赤兵的右腿,他一个踉跄。警卫员要去扶他,钟赤兵强忍着疼痛低声说:“擦破点皮不碍事,快杀敌人!”又一瘸一拐地冲了上去。敌人退去后,他却一头栽倒,小腿骨已断,血肉模糊。

不久,谢嵩团长带着团预备队冲了上来,看到身负重伤、昏厥在路边草地上的钟赤兵,悲愤交集,一边吩咐谢振华让人把政委抬下去,一边指挥全团拼死冲击,与友邻部队一道南北夹击冲上敌人阵地,夺下了黑神庙。

娄山关被控制后,红12团、红13团等部乘胜追击,再占遵义城。

娄山关一仗,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红军在短短5天时间里共歼灭、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红军终于从失败的低谷中走了出来,为此毛泽东心潮澎湃,感慨万千,直抒胸臆,挥笔写就了雄浑壮阔、气势豪迈、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毛泽东的这首词,既蕴含着对“模范红十二团”等英雄部队血战娄山关的英勇表现和铁血忠诚的赞誉,也表达了诗人对中国革命从此走向胜利的坚定信心和无比向往。

当得知爱将钟赤兵重伤、3次用木头锯子无麻药截肢才保住性命的消息后,毛泽东亲自赶来,忍着心痛诙谐地安慰说,“小鬼,以后要在娄山关立个石碑,写上钟赤兵在此失腿一只”。并告诉左右:“钟赤兵小小年纪是个英雄,决不能丢掉他,让他到休养连去,由贺子珍亲自照料,抬也要抬着北上。”

在艰苦卓绝的漫长征途上,红12团紧跟毛主席,在红4师中担任中央红军右路开路先锋,西渡金沙江,攻打会理城;翻越5座大雪山,穿过松潘大草地;护卫中央脱险境,左路翻越六盘山,继续创造了辉煌壮烈的英雄业绩。

他们没有辜负毛主席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殷切期望,“红心向党,敢打胜仗,守纪如山,勇当模范”,一路征战一路胜利,将“模范红十二团”这面战旗的底色染得更红,举得更高。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逆境中锻炼出来的部队,必然具有战胜一切逆境的勇气与风采。88年后的今天,“模范红十二团”的血脉仍在延续,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他们一直是一支攻坚克难、敢打胜仗的模范队伍。

(《人民周刊》2022年第9期) 

(责编:崔宝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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