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与延安精神的形成发展

每一种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都要经过一个过程，延安精神也是一样。从地域上看，延安，这个陕北的古城，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是艰苦的环境更给了中国共产党人战胜艰难的信心和勇气，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发展奠定了雄浑庄严的底色。延安精神的产生，与延安这个地方，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革命活动是不可分割的。

党中央在延安的13年

延安时期指的是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具体指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去准备迎接全国革命胜利的这13年时间。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经过突破国民党军队的4道封锁线，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中国革命处于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断送的危急关头。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新的中央的领导和指挥下，逐渐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并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坚持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进行了斗争。在越过岷山后，于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中共中央从国民党报纸上获悉西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喜讯，毛泽东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9月27日，中共中央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把党中央的落脚点放在陕北。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党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

1935年11月初，党中央率中央红军在甘泉县同红十五军团会师。11月5日，毛泽东在甘泉县象鼻子湾对随行部队发表讲话时指出：“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做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11月20日至24日，在毛泽东等人指挥下，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参加了直罗镇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一个师又一个团。这次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撤离延安并向西安一带集中。当时的延安城只有民团和保安队千余人。根据东北军与红军达成的协议，由红军接管延安。中共中央机关随即于1937年1月13日由保安迁到延安。从此，延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心，成为指引中国革命航船的光辉灯塔，也成为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制造事端、挑起战争，国民党政府则采取妥协政策避免冲突扩大。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的历史阶段。

7月8日，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立刻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对夺取中国抗战的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从8月下旬起，改编后的八路军陆续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前线，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开展，1938年4月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向河北、豫北平原、山东、冀热边和绥远等华北广大敌后区域发展游击战争，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与此同时，新四军以皖南为依托，向苏南、皖中、豫东发展，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与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余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成为坚持长期抗战的中流砥柱。

实施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召开党的七大，使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统一。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这是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全会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迅速发展。为了加强干部学习教育，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在延安创办了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马列主义学院、中国女子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民族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30余所干部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各级各类人才。1941年初，中共中央集中在延安的120多名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和党的历史文献。5月19日，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严肃地提出了党内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任务。同年七八月间，党中央号召全党加强调查研究，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性锻炼，为全党整风做了准备。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整风运动的内容、方针、任务和方法。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在延安的近万名干部普遍参加了学习。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在全党进行整风的指示：《关于在党内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决定》。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从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研究、讨论、总结历史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路线是非。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作了《学习与时局》的报告。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此，延安整风运动胜利结束。1945年7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将

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式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总之，延安时期，我们党全面推进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把自己建设成了“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加强陕甘宁边区建设，积累了局部执政经验。陕甘宁边区，亦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行新民主主义政治，颁布了具有“大法”性质的施政纲领，创造了“三三制”政权形式，保障一切抗日的人民都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地位。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政策，开展空前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大刀阔斧进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使人民群众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领导干部廉洁奉公，以身作则，还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创造了边区政府闻名中外的“只见公仆，未见官”的清风正气。党中央在延安13年局部执政的成功实践，锤炼了执政的本领，为执掌全国政权积累了重要经验。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部分干部从延安奔赴各地工作。在一次送行会上，毛泽东对这些干部说，你们到各地去，因为你们是中央下去的，地方上信任你们，重用你们，分配你们工作，你们就有了权，有了钱，要记住“权”和“钱”是为人民服务的，千万不能滥用。1947年春，蒋介石不惜一切代价要占领延安。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是10∶1，毛泽东决定主动放弃延安。党内外军内外很多同志想不通。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以为占领了延安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就输掉了一切。因为大家都知道了他破坏和平，不得人心。从1947年3月撤出延安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坚持转战陕北，一方面与艰苦的生存环境作斗争，另一方面从容地指挥着西北和全国各个战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可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不断好转，1947年10月，

毛泽东在佳县神泉堡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他开始以主要精力研究和制定党在各方面的政策和策略，包括土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整军、新区工作等。12月下旬，中央纵队转移到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十二月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书面报告，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进一步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至理名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1948年3月23日，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从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前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4月21日，延安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以崭新的面貌准备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党中央在延安的13年，我们党培育和形成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不仅承继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伟大建党精神，以及后续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新的精神境界。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延安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

延安精神的兴起

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是延安精神的重要文化源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胸怀远大理想，意志坚定、团结一致、公而忘私，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光明未来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因此，延安精神无疑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当然，延安精神最直接、最现实的源头，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实践。

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培养和壮大抗日力量，1936年6月１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前身）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创立。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出席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提倡“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毛泽东在抗大的一次讲课中说，中国有一个北京城，北京城有一个北京大学，北京大学那里有胡适之、蒋梦麟等上过洋学堂的洋博士当先生。中国有一个延安城，延安城有一个抗日军政大学，这里没有胡适之、蒋梦麟洋博士当先生，但是，这里的先生，能够教给大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列主义和如何革命的大道理。有抗大学员回忆在抗大上的第一堂课，是他“参加革命后第一堂生动活泼、点燃革命激情的政治课，只有到了延安，才能得到这种全新的感受”。抗大的学生开始主要是中国工农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后来也招收从陕甘宁边区外奔向延安的爱国青年。每期学习期限为4—8个月。学习内容重点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抗日战争的游击战略和军事常识等。抗大办校近十年，逐步形成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为主要内容的抗大精神。抗大精神对于延安精神的形成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并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8年3月，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率领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抵达延安。毛泽东接见了他，并做了详细交谈。白求恩到延安第一天的日记写道：“虽然延安是全中国最古老的城市，我立刻觉出它是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城市。我一路上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看惯了半封建社会种种景象——肮脏的住房、污秽的街道、衣服褴褛的人们。可是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是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目的而奔忙。和中国其他地方正相反，边区的行政当局正在推行一个全面的计划，将社会改革与组织区内一切抗战力量的工作配合起来。在延安，我见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白求恩在延安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个月，但延安留给他的印象是深刻的：“在这里，无论地位高低，人人都是平等相待，人们都有一种勤奋向上的精神，相处非常友好。”8月，白求恩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白求恩率医疗队到山西雁北和冀中前线进行战地救治。他冒着枪林弹雨，辗转数月，做了300余次手术，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13处，救治了大批伤员。白求恩在抗日前线河北涞源摩天岭抢救伤员时不幸感染，医治无效，于1939年11月12日不幸逝世。生命垂危时，白求恩给聂荣臻写了封信，把遗产一一分给战友们。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追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毛泽东于12月21日亲笔写下了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赞扬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并号召全党向白求恩同志学习。白求恩以及白求恩精神，在延安精神的产生发展中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最终也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象征和内容。

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斗争经验，纠正王明在抗日战争前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明确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0月12日下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题目是《论新阶段》。13日下午、14日下午和晚上，继续报告。报告分8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15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在敌占武汉、广州后，必达一个战略进攻的终点，抗日战争将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这种新姿态就是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报告还提出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对于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发展，对于延安精神的形成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延安精神的发展与成熟

毛泽东说过：“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取得的胜利，让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越来越关注延安。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形成的延安精神也不断丰富发展。

1939年2月2日，党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同志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延安军民纷纷投入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中去。

在大生产运动中，延安鲁艺“办了自己的农场、牧场，羊成群地在山上放牧，猪满圈，蔬菜一大车一大车向学校院灶房拉，生活相当好。每日三餐，香甜的两干一稀的小米饭（早点小米粥、午饭和晚饭都是小米干饭）。……有一位陕北米脂县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同学马尊说她们家里生活也没有学校好，没有天天吃干饭，也吃不到那么多肉。”通过大生产运动，繁荣了经济，改善了军民生活，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密切了军政、军民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大生产运动所体现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也大大丰富了延安精神的内容。

延安整风运动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以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为标志开始，至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止。延安整风的思路是，“从号召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入手，联系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整风对象是先党的高级干部，后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整风内容由以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转变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规定了整风学习的18个文件。4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增加整风学习材料及学习时间的通知》中又增加了4个整风学习文件，其中就有《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的报告《关于整顿三风》中强调：“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党开展了严格的干部审查，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纪律意识。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特别强调：“毛泽东同志就供给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供给了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同时号召，“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之目的”。这个决议，指明了今后进行党内斗争应采取的正确方针、态度和方法，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促进了延安精神的成熟。通过延安整风，实现了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并形成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延安整风精神。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胜利召开的党的七大，第一次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庄严地写入党章。毛泽东思想和理论被全党所认同和接受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正式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1942年7月1日，中共中央晋察冀边区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发表了由主编邓拓撰写的社论《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一次较大幅度的调整和精减。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同时还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个决定，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发表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文章，明确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命题。1943年7月5日，王稼祥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文章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正式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上总结的党的优良作风，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对延安精神集中的理论概括，标志着延安精神的成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建与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延安精神》，有改动）

（《人民周刊》2022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