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伟大转折

遵义市凤凰山南麓的红军山烈士陵园，集中安葬着一批红军烈士。16日上午，习近平从北京乘专机一到遵义新舟机场，就驱车来到这里，向红军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肃立鞠躬，缓步绕行瞻仰，表达对烈士们的崇敬之情。

16日下午，习近平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他听讲解，看实物，观图片，不时询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遵义会议会议室按当年场景摆放着会议桌椅，墙上挂着全部参会人员照片，习近平驻足凝视。习近平看了“四渡赤水”多媒体演示片，称赞“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运动战的典范”。习近平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参观结束时，习近平同现场群众热情握手。

之后，习近平乘车来到遵义县枫香镇花茂村考察。这个村过去是贫困村，原来的村名叫“荒茅田”。这些年，脱贫致富成效显著，改名为“花茂”，寓花繁叶茂之意。习近平走进现代高效农业园区的智能温控大棚，看大棚蔬菜产品展示，向正在劳动的村民了解园区解决农民就业、促进增收的情况。随后，他到白泥组党员群众之家，听取村级组织建设和脱贫致富情况介绍，察看驻村工作室、金融便民服务点、藤编工艺和制陶工坊，了解开展精准扶贫的具体项目和实际效果。在经营农家乐的村民王治强家中，习近平进房间、看院落，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亲切交谈。大家高兴地诉说党的富民政策好，日子越过越开心。习近平指出，党中央十分关心广大农民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促进农村发展。党中央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如果乡亲们笑，这就是好政策，要坚持；如果有人哭，说明政策还要完善和调整。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贫困并不可怕，只要有信心、有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习近平对该村把扶贫开发与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的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的做法表示肯定，希望村党支部、村委会和村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共同把乡亲们的事情办好。

——《人民日报》2015年6月19日

（一）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向西突围，国民党军队紧追其后。长征起始，采取“搬家式”转移，部队携带大量辎重，导致行军速度缓慢，严重影响作战。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忙命令湘军组织新防线，企图切断红军西进道路，把红军包围在遂川以南、桂东曲江以东的湘南地区。但当时何键的湘军正分散在各地“清剿”，来不及组织大规模兵力，湘南只有一些地方部队驻守。1934年11月5日至8日，中央红军从汝城、城口之间，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此后，再一鼓作气，于1934年11月13日至15日，由郴州、宜章、良田间打开缺口，突破第三道封锁线；15日占领宜章，18日兵分两路向道县、江华挺进。但是当接近湘江时，却面临严峻考验，蒋介石在那里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随着中央红军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蒋介石调整部署，意欲把红军主力围堵在湘桂交界处，阻止其进入贵州，或者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达到此目的，蒋介石命令何键的湘军、李宗仁的桂军广泛地构筑碉堡、壁垒，并调集40万的兵力设置第四道封锁线，企图一举歼灭红军主力于湘江边。

11月25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发布《野战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抢渡湘江的政治命令》。命令指出，红军目前即将进行决定命运的渡江作战，要利用敌人尚未完成合围之时渡过湘江。同时也指出，敌人以逸待劳，而且武器装备占优，红军要做好遭受极大伤亡的准备。

27日，湘江之战开始。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打头阵。28日，红三军团为掩护军委纵队，在新圩和国民党军浴血作战三天两夜，待撤离战场时红五师仅剩下不到1000人。

红一军团在战斗打响后，攻占脚山铺，夺取了湘江渡口。湘军集中3个师的兵力反攻，企图夺回渡口，把红一军团赶到江里去。红一军团拼死抵抗，此时红八、红九、红五军团尚在百里之外。为了加速渡江，红八、红九军团不得不扔掉一些辎重，在后卫红五军团的掩护下，红九军团20余个小时急行军上百里，连夜过江。

红八军团在途中和国民党军遭遇，耽误了时间，赶到湘江渡口时已经第二天清晨。桂军第四十师赶到江边，猛烈地攻击，红八军团损失惨重，只有一小部分渡过湘江。此后，因为所剩人员不多，红八军团建制撤销。

红三十四师作为全军殿后部队，边打边撤，但是等赶到江边时，渡口已经被国民党军攻占。红三十四师只能转战湘江东岸，进行敌后游击战。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进行的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与国民党军展开的最为激烈的恶战。尽管红军英勇作战，部队仍然损失惨重，全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

（二）

按照博古等人的计划，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应该北上湘西，寻找红二、红六军团。为阻止中央红军与贺龙、萧克两部会合，蒋介石调集20余万兵力，在湘西南以及黔东一带部署防线，沿用“围剿”中央苏区的办法，广泛地构筑碉堡。

既然目的地已经暴露，如果再按原计划进军，那中央红军面对五六倍的敌人，就势必会陷入死地。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攻占湖南通道县后，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博古、李德坚持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带创建苏区。但毛泽东认为北上无异于自投罗网，当前形势危急，应该放弃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设想，改为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争取在战略上取得主动。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议最后决定西进贵州。

12月15日，红一军团攻占贵州黎平县城。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召开。会上，就中央红军的下一步行动再次发生激烈争论。李德仍坚持原先的计划，即在黔北和国民党军打一场硬仗，甩开敌军，然后北上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两种意见激烈交锋，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毛泽东的建议被采纳。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为向贵州进军。会后，中央下发《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此外，“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

黎平会议后，红军建制也进行了调整。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董振堂任军团长；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合并成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中央红军分两路纵队向贵州挺进。右纵队由红三、红五军团组成，直奔黄平，12月28日攻占黄平县城，30日又攻占瓮安县，击败龙安河驻军后直抵乌江南岸。左纵队由红一、红九军团组成，12月26日，攻取施秉后，又乘胜攻克余庆，而后也顺利抵达乌江渡口。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瓮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博古、李德又一次提出希望不渡乌江，掉头北上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但这一主张受到与会领导同志的强烈反对，会议决定强渡乌江，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随后，红一军团强渡乌江；红三、红九军团也在茶山关、回龙场等渡口渡过乌江。1月6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乌江。

1月4日，先期渡过乌江的红六团接受了夺取遵义的任务。红六团在深溪水歼灭黔军1个营，通过俘虏了解到遵义城的情况后决定智取。红军伪装成黔军的溃军，混入城内。1月7日，红六团里应外合拿下遵义城。1月9日，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进入遵义城。至此，长途跋涉的中央红军终于得到暂时休整，中央机关也有机会召开会议总结此前的军事教训。这就是后来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顺利召开，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军队将士普遍对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表示怀疑。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使得一些前线指挥员对当时的指挥产生不满，例如彭德怀就多次提出批评意见，并同李德发生激烈争论。随着长征中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与日俱增。第二，领导人之间的认识趋向一致。张闻天和王稼祥早在苏区时期，就对“左”倾路线表示怀疑，并提出过一些批评和建议。长征出发时，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彼此交换意见。毛泽东经常向二人谈到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更促使他们认识到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因此，他们提议在遵义召开中央会议，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朱德、周恩来对张闻天、王稼祥的提议也都表示支持。

（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还有红军高级指挥员。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会议。

遵义会议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国民党军前后围堵的情况下，红军还要不要执行黎平会议决定，即要不要在黔北建立根据地，以及如何摆脱追兵、取得战略主动。当时，蒋介石已经派薛岳率中央军尾随进入贵州，配合黔军前后夹击，形势严峻。刘伯承、聂荣臻首先提出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会议讨论后决定，不再执行黎平决议，改为渡过长江向川西发展。

其次，会议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进行讨论。博古作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

博古、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聂荣臻、彭德怀等先后发言，他们一致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不当，负责人指挥失误。

经过三天激烈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

此外，决议指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为此，会议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常委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此，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树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遵义会议并没有讨论政治路线，主要是纠正军事路线上的错误方针。这主要是毛泽东从策略的方面考虑，先解决主要矛盾。如果当时提出政治路线的问题，影响面太广，可能会有较大阻力。等到长征胜利结束，各方面条件成熟后，政治路线上的错误方才得到彻底解决。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十分重要的转折点，其意义在于：第一，从组织路线上讲，经过长期的革命探索，中国共产党人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尽管遵义会议并未明确表示由毛泽东负全党总责，但他被选为政治局常委，逐步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第二，从矛盾处理上讲，遵义会议成功地解决了党中央内部的分歧，树立了党内解决矛盾纠纷的范例。一方面，遵义会议对犯错误的领导同志进行了批评，并在组织上进行职务调整。另一方面，遵义会议没有单纯对某个人进行批评和斗争，而是主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第三，从成果上分析，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伟大转折。中央机关撤离遵义后，2月10日，向纵队科以上干部传达了决议内容，后来各军团又逐级下达，使红军战士充分了解遵义会议的内容。此后，红军四渡赤水，接着兵临贵阳，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实现了北上川西的战略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