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一日》：讲好抗战故事的文艺经典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红色文化。在新时代做好弘扬革命文化工作，离不开讲好红色故事。今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指出：“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早在80多年前，冀中抗日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发起了一个叫作“冀中一日”的写作运动，号召敌后军民拿起笔杆子记录1941年5月27日这一天里发生的抗日斗争故事。据统计，有多达数万群众、士兵及文化工作者向《冀中一日》编委会投稿，并在整个华北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事件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创作活动。重温《冀中一日》的创作背景、写作过程及主要内容，对于我们在新时代讲好红色故事，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战火中的精神高地
　　冀中位于华北腹地，是当时河北生活和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华北地区迅速沦陷。冀中地区不甘做“亡国奴”的广大群众，在吕正操等抗日将领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5月，冀中军区成立，并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冀中地区以平原为主，八路军与民兵无法以山地等有利地形作掩护，使得这里的抗日形势一直十分严峻。据当事人回忆，日伪敌寇的摩托化部队经常进行“扫荡”，为了抗击敌人，全冀中都把纵横万余里的庄稼道挖成了深五六尺，宽可走骡马大车的交通沟。因此冀中地区农民买牲口的时候，先要试试是否会跳交通沟，如果不会，价钱就得另议。因为敌人“扫荡”时牲口不会跳沟就很容易被敌伪抢走。喂小羊的儿童在平素就训练羊群爬沟跳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斗争的残酷性。
　　为抗击敌寇，冀中抗日根据地除了积极发展军事实力外，也高度重视包括文艺在内的思想文化建设工作，以鼓舞军民抗战热情。早在全面抗战前，包括歌曲、戏剧在内的文艺活动在北方农村地区便有一定基础，不少村庄设有业余剧团。日寇入侵曾一度给当地的文艺活动造成严重影响，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却将华北农民的精神生活推向了新高度。冀中抗日根据地成立之初，便将发展文化教育作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一环。在党的有力领导下，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发展迅速。以村剧团为例，当时凡是根据地内的村庄，几乎村村都有。1940年《新华日报》记者走进华北抗日根据地，在目睹这里的文化工作后，曾由衷地感慨道：“谁来到晋察冀边区，谁也会对边区的群众文化教育的伟大努力和成就感到无限的钦悦和敬佩。”“使我们感受到这是整个中国向新民主主义文化推进的一种强大的动力。”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创立后近三年的时间里，参与文化活动已经逐渐成为广大群众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这无疑为《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群众书写历史
　　据曾在冀中抗日根据地从事文艺工作的李英儒回忆，时任冀中文化界抗战建国联合会副主任又是小说家兼戏剧家的王林最先提出了《冀中一日》的写作倡议，“高尔基创建了《世界一日》，茅盾筹建了《中国一日》，我们冀中这个既有光荣传统又是文化教育非常发达的地区，为什么不可以搞一部《冀中一日》哩。”王林的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吕正操、程子华等冀中抗日根据地领导的支持。1941年春天，根据地正式成立了《冀中一日》筹备委员会，并于4月20日，发布了《关于〈冀中一日〉的写作通知》。为了让广大群众知晓、参与写作运动，根据地进行了深入的宣传动员工作。如当时根据地内各岗哨处设有的“街头识字牌”上都写有“冀中一日”四个大字。
　　经过宣传动员，写作运动很快成为根据地家喻户晓的大事。为了让不识字的农民群众也参与到运动中，当时采取了能动笔的动笔，不能动笔的可请人代笔的办法。于是5月27日那一天，“代笔人”成了根据地的焦点人物，群众一大早便拿着已经准备好的纸张去找人代写。从6月份起，编辑小组陆续收到从各地送来的稿件。进入7、8月份，稿件越来越多，各个村庄的人们“挑着担子，推着小车，一麻袋一麻袋的送到了”，足见群众参与写作运动热情之高涨，活动影响之广泛。不同于其他文艺创作经典，《冀中一日》最大的特色体现在群众性。在这本书中，群众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亦是历史的书写者。
       以平凡铸就伟大
　　《冀中一日》所以要把记录的日子选在1941年5月27日，并不是因为这天特殊，恰恰是因为这天只是“红五月”里的平常日子，更能代表冀中军民的日常生活。然而从全书内容来看，平凡的一日却处处彰显着抗日军民的伟大。《冀中一日》共收录200多篇文稿，全集共30余万字，分“鬼蜮魍魉”“铁的子弟兵”“独立、自由、幸福”“战斗的人民”几个专题，并从对敌斗争、政权建设、文化教育与生产建设等方面真实反映了敌后群众的抗日生活。
　　书中的一篇文稿，记录了妇女救国联合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在那个年代，冀中抗日根据地妇女不仅追求平等，身着短服，参加劳动，还勇敢地加入到对敌斗争中来。妇救会在执行破坏敌人公路任务时，非但没有表现出害怕的神态，还为“妇女姐妹们的战斗气概感到自豪”。足见根据地的妇女们已经率先实现了解放，并成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又如书中记录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召开的各式各样的会议，像学习会、区务会议、县议会、讨论会、欢送会、展览会、选举大会、检讨会、村民大会、婆婆会、说理会、公审大会等。开会已经成为老百姓参政议政、行使权利的重要方式。书中记录了一次为选举村小组长而召开的会议，在一名三十来岁的小伙子提名某人后，“五十多岁的老汉朝他把眼一瞪说：‘我不同意。他担任工作好几个月了，干的成绩是什么呀！光会说漂亮话，不干实事……让我说咱们还是提咱们原来的主任吧！你们看，人家当了一年多了，工作积极负责，又大公无私，咱们赈济贫民不都是经人家手作的吗？家家都说做得不错。你们说怎么样！’”说罢，老汉的提议在乡民的一致赞成中获得了通过。这段记录生动反映了抗日根据地的民主生活，他们真正享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力。《冀中一日》用平凡的一日，记录了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民众日常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即从心理上的惧怕到抗争、政治上的封建到民主、知识上的蒙昧到文明。
       用文艺凝聚力量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从提出到征稿，再从编辑到发行，整个过程都体现着对伟大抗战精神的坚持与弘扬。据参与《冀中一日》编辑选稿工作的周岐回忆：“《冀中一日》的每一篇，哪怕是只有几百字，几十字，都是对敌斗争情况的真实记录。每印一篇，校对一篇，都使我增加一份力量。”《冀中一日》编校完成后，初版仅印了200部，本想在送各有关部门审定后，再正式出版。谁料日寇突然向根据地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大扫荡”，绝大多数书稿都在坚壁清野过程中被损毁了，正式发行工作也只好暂时中止，但《冀中一日》所凝聚的抗战精神，并没有被破坏和击垮。冀中人民团结起来，在党的领导下以更加顽强的斗争精神投入到抗战中。“大扫荡”结束后，冀中抗日根据地根据《冀中一日》的写作经验，继续发动了“伟大的一年间”“伟大的两年间”等群众性写作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党为了发扬抗战精神，鼓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热情，曾于1959年和1962年，先后整理出版了《冀中一日》的第一、二辑和第三、四辑。我们今天通常看到的《冀中一日》则是2011年的再版本。而《冀中一日》所以能穿越时空，成为文艺经典，归根到底是由于它采用了由人民书写历史、用平凡见证伟大的独特书写方式。其中蕴含的伟大抗战精神也将历久弥新，成为砥砺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精神力量。（侯玉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