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女作家萧红：生死场里勇敢地跋涉

白山黑水深处，呼兰河奔流不息。20世纪30年代，被鲁迅誉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萧红，从故乡的呼兰河畔携一泓碧波奔向时代的洪流。在31年的匆促人生、不足10年的创作生涯里，萧红以一支灵秀之笔写就了《生死场》《呼兰河传》等独具一格的文学篇章，她把对故乡和祖国的热爱、对苦难同胞的悲悯、对自由美好的追求深深倾注其中，发出了反抗阶级压迫、呼唤抗日救亡的文学先声。
      抗争意识的萌发
　　萧红（1911—1942年）原名张迺莹，出生在哈尔滨呼兰县（今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封建地主家庭。萧红自幼丧母，母亲去世时她刚9岁，父亲张廷举供职于当地教育界，身份看似开明，思想做派却封建守旧。在冰冷压抑的家庭环境下，温厚的祖父张维祯给了萧红缺失的疼爱和包容。“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在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中，萧红回忆了祖父陪伴下的这段“野蛮生长”的儿时时光，它涵养了萧红解放的天性，赋予了她笔端闪光的灵性。
　　萧红对脚下的土地有着天然的亲近，对苦难的同胞有着发自心底的悲悯。那时的东北乡野被一片封建荒蛮笼罩，日寇的铁蹄正步步逼近，阶级压迫、外敌入侵唤醒着萧红的抗争意识。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反帝爱国热潮迅速由上海波及全国。正在读小学的萧红，参加了呼兰县声援五卅运动的游行，并参演了话剧《傲霜枝》，展现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忱，文艺天分也初步显露。1927年，经过数次与父亲抗争，萧红得以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今萧红中学）继续读书。在这里，萧红受到了五四新文学的熏陶，鲁迅的《野草》、郭沫若的《女神》等进步作品为她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次年，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满蒙新五路”的抗日爱国运动爆发。在哈尔滨的游行队伍里，17岁的萧红不畏反动军警镇压的枪声，自告奋勇、冲锋在前，大声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后来她在散文《一条铁路的完成》里写道：“‘不怕！’虽然我和别人一样的嚷着不怕，但我对这新的一刻工夫就要来到的感觉，好像一棵嫩芽似的握在我的手中。”此时的萧红，心底爱国的嫩芽是幼小的，却满含热情和希望，正像她在冲破学校对游行的阻挠时所说的：“密封的罐头打破了！”
       心向光明的跋涉
　　1933年10月，萧红和萧军的作品集《跋涉》问世，这部集中反映伪满洲国统治下东北人民悲惨处境和不屈抗争的作品集，轰动了东北沦陷区文坛，二人被誉为“黑暗现实中两颗闪闪发亮的明星”。“跋涉”一词，正是萧红早年在故乡东北以笔为枪的斗争生活写照，寄寓了她向光明追求的信念和心路历程。
　　1932年9月，与旧家庭决裂的萧红历尽痛苦流离，在哈尔滨市欧罗巴旅馆短暂停留，又辗转栖身在哈尔滨商市街（今红霞街）25号一间简陋的出租屋里，度过了近两年饥寒交迫的岁月。旅馆的“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出租屋里仅剩“最末的一块木柈”，饥饿的感觉、寒冷的体验，是萧红笔下至今让人读来都心疼不已的文字。在艰苦的条件下，萧红创作发表了处女作《弃儿》，这篇取材于萧红自身悲惨遭遇的作品，描写了临盆在即却流离失所的女主人公“芹”的绝望与挣扎，写出了“芹”在抛却痛苦与纠葛后女性意识、反抗意识的觉醒，成为萧红文学生涯的开端。
　　九一八事变后，作为东北舆论主阵地的东北报界遭到日寇清查，原有的80余家报纸仅存10余家，《大同报》等殖民宣传毒瘤充塞着东北。在十分恶劣的形势下，萧红积极投身共产党人金剑啸、罗烽领导的反满抗日文化运动，开展了策略性的斗争。当时，报纸副刊常是日寇的审查盲区，《大同报》的副刊《大同俱乐部》《夜哨》和《国际协报》的副刊《文艺》《国际公园》等成为隐蔽在敌人眼皮底下的“抵抗的副刊”，萧红均是坚定的支持者和活跃的创作主将。
　　“你愿意像一条死狗般地顺水流去吗?起来起来，这是‘夜哨’的忠告……”，《夜哨》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1933年8月，萧红参与创办并亲自命名的《夜哨》面世，“夜哨”寓意为“夜里值岗”，以空前的战斗性著称。《夜哨》感召和鼓舞了许多东北青年作家团结一道为苦难写作、为抗战发声，有力地配合了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夜哨》共发行了21期，萧红创作的《夜风》等8篇号召抵抗的作品连刊13期，这无疑将自己频繁暴露于危险中。1933年底，《夜哨》被禁，主编陈华被捕，萧红也遭到日伪特务的严密监视，1934年6月，萧红被迫离开故乡东北，踏上了漂泊之路。
　　“抵抗的副刊”影响和锻造出的这支文学劲旅，后以“东北作家群”的身份蜚声中国文坛，萧红是当中最耀眼的一位，她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形成于这一时期。萧红很少直言阶级压迫和民族斗争，她俯身拥抱东北底层人民的深重苦难，以女性敏锐的感受力、超拔的共情力给予细致入微的刻画，又在冷不防里给人以深深震撼。
       生死场里的淬炼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1935年12月，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在上海出版，奠定了萧红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萧红以充满野性和张力的文字，真实展现了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生死场”，给上海文坛带来了原始的火、旷野的风。鲁迅作序赞赏道，“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
　　《生死场》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农民极其悲惨的生活状态以及面对日寇入侵的觉醒和反抗。萧红笔下的“生死场”，既是东北乡野，更是整个中国大地，既是肃杀之地，更是觉醒之所，引起了国人强烈共鸣，吹响了觉醒和奋起的号角。
　　在“生死场”，萧红历经了动荡人生的淬炼。从1934年离开东北，萧红一生辗转青岛、上海、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多地。这数次的“离开”，既源于生活和情感际遇的起伏，更源于时代和理想的召唤。在上海，萧红感受了鲁迅“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得到了鲁迅的肯定和鼓励：“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作品大两样”。1938年，萧红奔赴临汾、西安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文艺运动。在西安，萧红参与创作的抗战戏剧《突击》引起了巨大轰动。正是这些“离开”，使萧红从更多的视角目睹了国家的苦难，获得了创作素材，迸发了创作灵感。
　　“生死场”淬炼出了一个创作上不拘一格的萧红。“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不同于以往的彪悍与冷厉，1940年在《呼兰河传》里，萧红站在故乡的河畔向读者“呢呢喃喃”，她用女性的细腻和柔软，给小团圆媳妇、冯歪嘴子、有二伯这些苦难的生灵以心的召唤。在未能完成的小说《马伯乐》里，萧红绘就了一幅战乱世俗图，她以绝妙的讽刺手法，揭露了国难当头之时，国统区里马伯乐等“魑魅魍魉”的丑陋嘴脸。“生死场”淬炼了萧红，萧红报之以作品的多彩，而这些不拘一格，始终都不曾脱离她创作的根与魂——生死场。
　　1941年9月，身患重病的萧红在香港写下了《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和《“九一八”致弟弟书》，在生命终点即将到来的时候，她用直白的文字深情吐露了不变的心声：“我们应该献身给祖国做前卫工作，就如我们应该把失地收复一样，这是我们的命运。”“这一群快乐的小战士，胜利一定属于你们的……中国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
　　萧红，一生短暂而炽烈，她是大地的孩子、爱国的赤子、异乡的浪子。她在时代的生死场里勇敢跋涉的足迹，值得我们深深的敬意和怀念。（卢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