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

缪伯英1919年到1924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其间实现了从进步青年到卓越革命者的转变。她敢为人先，参与筹建了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试图探索一种新的理想社会。她追求进步，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在1920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敢为人先 勇于探索
　　1899年10月，缪伯英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清泰乡，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7月，缪伯英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北京女高师”）理化系。北京各种新的社会思潮让缪伯英大开眼界，为表达自己与旧的封建制度的决裂，她将一头长发剪成了齐耳短发。缪伯英到北京不久，认识了湖南籍的北大学生何孟雄，通过他参加了工读互助活动，开始了社会实践。
　　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十分流行，但其颇为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1919年底，王光祈在北京成立了工读互助团，下设4个小组，其中第三组为女子组，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缪伯英等抱着“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希望建设一个工读互助社会，她为此还从女高师退学。
　　1920年3月，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第三组）正式开张营业了。缪伯英等拟定了《第三组工读互助团简章》，规定工作种类暂分为织袜、缝纫、刺绣、小工艺（制墨水、信笺、信封、帽子、手巾等）、贩卖商品及书籍五种。开张之日，她们还四处张贴“小广告”：“要做衣服吗？请快到椅子胡同东口北河沿17号。手工精致，式样合宜，必能令诸位满意。”
　　工读互助团提出“我即是团，团即是我”的主张，宣告“脱离家庭关系，取消婚姻关系”。工读互助团成立不久，原先筹集的款项很快用完，营业收入又很少。他们开办的食堂“事少人多，入不敷出”；放映电影却是“生意冷落，不得已只得停止了”；如洗衣等生意也是经营不善，难以为继。1920年3月23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宣布解散，第二组随后解散。1920年8月后，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也是难以为继，逐渐走向瓦解。1920年9月，缪伯英重新考入北京女高师。
　　“工读互助”试验的失败，对热衷于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进步青年来说，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教育。他们很快抛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寻找改造社会的实际可循的途径，这就为他们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向往光明 追求真理
　　在工读互助团失败和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李大钊加强了对青年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1920年7月，李大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政治学系和史地系任教，所授的“唯物史观研究”大受欢迎。李大钊也在北京女高师兼课，很受推崇。
　　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在4月加入。他们常聚在北大“亢慕义斋”图书室，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和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籍。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逐步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当时，何孟雄有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是缪伯英受李大钊的嘱托，帮助他转变过来的。据罗章龙回忆：“现在我有这样一些印象，何孟雄的爱人缪伯英比他先参加党。何开始是无政府主义者，最初他不赞成我们的做法，可我们想争取他。”“缪伯英是女师大的，我们通过她去做何孟雄的工作。”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大成立。李大钊任书记，成员有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张太雷等。缪伯英由此成为我党最早的女党员。在1921年中共一大之前仅有两位女党员，即缪伯英和刘清扬。在李大钊的领导下，1920年11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邓中夏、何孟雄等40人参加，缪伯英是唯一的女团员，也是我国第一位女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投身革命 以身许党
　　中共一大之后，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任北方区委书记，缪伯英任区委妇女部部长。1921年秋，中共北京西城支部和北京东城支部成立，这是北京最早建立的两个党支部。其中，西城支部主要由北京女高师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党员组成，缪伯英担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1921年7月，何孟雄和缪伯英结婚，住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号，成为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途经北京时，就住在这里。缪伯英、何孟雄一面上学，一面从事革命工作。他们的名字中有“英”字和“雄”字，同志们就戏称他们为“英雄夫妻”。
　　1922年2月，缪伯英组织了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并在自己任编辑的《工人周刊》上报道工运情况。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并兼管妇女部。她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到丰台、长辛店等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2月，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梅羹等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总罢工，和朱务善以北京学生会代表名义到武汉活动，声援京汉铁路工人。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很满意，称赞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4年5月，张国焘被捕，供出李大钊、缪伯英等共产党员。京师警察总监下令抓捕，缪伯英由何孟雄送出京，回到长沙。1924年6月，缪伯英任长沙女师附小主事（校长），翌年3月任中共湘区妇委书记。五卅惨案后，缪伯英在长沙发动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女子募捐队，有力声援了上海工人。缪伯英1927年10月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1929年10月因伤寒不幸病逝，年仅30岁。她病危时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憾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至胜利……”
　　缪伯英始终坚定“以身许党”的崇高信念，“向光明的路上走”。她是中国革命特别是妇女运动的先驱，谱写了一位女共产党员的青春之歌，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