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与《四库全书》

盛世编史修志、撰书弘文，这是我国特有的一个文化传统。清朝进入康雍乾时期，我国封建社会日益走向稳定趋于祥和，逐渐呈现出承平局面和繁兴景象。特别是到了雍正和乾隆两朝，经济发展迅速回升，综合国力几近巅峰状态，以至于后世将康雍乾三帝统治的130多年誉之为康乾盛世。作为与长城、大运河比肩的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清高宗乾隆亲自主持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是康乾盛世的主要象征和重要标志。我国古代把图书按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划分为四大部类，合称四部。后因分库储藏，故又称四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四库全书》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不仅是经济强盛在文化上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演进的一个必然结果，可以说《四库全书》不仅有力彰显了康乾盛世的经济丰饶与国家富庶，而且充分表征了这一历史阶段封建集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经济是文化的基石和依托，只有经济昌隆才能实现文化繁盛。康乾盛世之际，清政府实施了包括鼓励垦荒、蠲免钱粮等在内的诸多与民休息的革新举措，于较短期内促进了生产恢复和经济发展，至乾隆中期国家富足、国帑充裕、国力骤增，彼时全国白银总数逾2亿两，GDP总量占据世界首位，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描述：“于时海宇清宴，民物雍熙。在有清二百六十余年中，固属绝无仅有之时代，即在我国历史上，亦可以媲美汉唐，光延史册。”经济的繁荣兴旺，客观上为纂修《四库全书》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一向以“文治武功”自诩的乾隆皇帝着力推行“稽古右文，崇儒兴学”，广泛动员和全面组织全国政界与学界力量，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由纪昀等360多位著名学者和高官集中参与，由3800多位文人士子整理抄写，开始纂修空前绝后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自乾隆三十八年到五十七年，《四库全书》纂修完毕。体量巨大、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涵括文、史、哲、理、工、农、医等几乎所有学科，分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10大类、史部15大类、子部14大类、集部5大类，总计7.9万卷、3.6万余册、约8亿字，相当于我国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文字量的3.5倍。《四库全书》将儒家著作放在四部之首，重点收录2000多年来儒家文化的典籍文献，系统辑录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的各类著述，所据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的善本，还有一些是失传很久但在搜集中重新发现的书籍，几乎囊括了乾隆以前历朝历代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集结和总汇，具有难以逾越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和版本价值。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四库全书》第一部完成后，乾隆又命人精心抄写了6部，这7部巨著分别藏之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辽宁沈阳文溯阁、河北承德文津阁（“北四阁”），以及江苏扬州文汇阁、江苏镇江文宗阁和浙江杭州文澜阁（“南三阁”）。《四库全书》是一个博约广涉的鸿篇巨制，整体编纂工作加之后来收尾事宜，一直持续到乾隆五十八年才全部告罄，如此浩繁庞大的旷世文化工程，假如没有巨量财政投入和强力资金支撑，断难以有效实施和圆满完成，因此康乾盛世所积累的强大经济实力，是《四库全书》得以顺利编纂并最终成功的首要前提。
　　文化建设与社会稳定、文教昌明密不可分，也与宽松和谐的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直接相关。有学者指出康乾盛世“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逾前代，它是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在18世纪创造的一个伟大奇迹，而当这个奇迹发生时，传统文化本身也就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清朝入主中原后竭力扩大疆域版图和巩固中央集权，康雍乾三帝先后荡尽南明势力，平定“三藩”和边疆之乱，成功收复宝岛台湾，强化对西藏控制，击败沙俄多次入侵，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至此完全形成。加之康雍乾三帝均认识到儒学是巩固统治的重要工具，将文化教育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不同程度地推行“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在对反清势力进行文化牵制的同时，鼓励和引导汉族知识分子参加科举、入世为官、襄助朝政，并要求他们摒弃儒家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回转身去面向故纸堆发掘和诠释传统经学，对传统学术资源进行一次全面盘点和系统抉发，倾力甄别、考证和疏解清中期以前的儒家经典，其突出表现和重要成果就是举全国之力纂修《四库全书》，所以《四库全书》的纂修过程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发掘过程，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整饬和摧残过程。尽管彼时清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征书、献书运动，大规模搜征天下遗书，但“寓禁于征”是其根本用意和真正目的。据统计此间我国古代典籍遭到毁弃和肢解的多达3100种、15.1万余部，销毁书版亦高达8万多块，这也是后人在分析康乾盛世与《四库全书》二者关系时，应着重把握的历史事实。（刘金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