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将帅，永恒的星光

2022年9月1日，103岁高龄的开国少将杨永松溘然长逝。至此，1955年授衔将帅全部作古。斯人已去，精神长存。新中国首批授衔将帅不负盛名，他们的军功章上记满了厚重沧桑，书写着无限荣光。

（一）

1955年国庆前夕，9月27日下午5时，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主席台正面悬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画像两侧挂着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隆重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接着，毛泽东将10份命令状依次颁给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表彰他们对于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下的卓越功勋。同日下午，国务院礼堂举行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的典礼，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宣读命令，周恩来把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分别颁发给粟裕等在京将官。此后，各大军区也先后举行了授衔授勋典礼。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有10位，分别为：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萧克等5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被授予中将军衔的有175人，少将军衔的有798人。

（二）

军衔制度的实施，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又前进了一步。早在1950年12月，“研究军衔实施的准备工作”就被列入下一年我军总干部管理部工作任务。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在下发的《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实行军衔制度，授予军人军衔，是为了确定每个军人在军队中的地位，也是给军人的一种荣誉。军衔制度的实施，将提高各级干部的责任心，发挥他们在战斗中、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加强军队的组织性、纪律性。军衔制度是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可以鼓励军队各级干部努力上进，促进军事、政治水平普遍提高，增强战斗力。

为了客观公正、科学合理地实施军衔评定工作，体现党和国家对军人特别是战时有功人员的关怀，中央军委对实行军衔制度的意义、目的以及评定军衔的步骤、范围、标准和批准权限等作出明确规定，要求与1952年评定的干部级别对应，即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副兵团、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中将，正、副、准军级多数可评为少将，并按照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4个方面基本依据开展评定，进行全面衡量。

尽管评定标准明确细致，但由于个体情况千差万别，评定军衔又涉及每一位为革命事业付出良多的军官的切身利益，军委要求各级党委领导、首长亲自主持军衔评定工作，力求公允、平衡，符合条例规定和实际情况，以有效调动积极性，巩固军队内部团结。在具体组织实施时，一般都采取群众评议、干部部门研究、报请同级党委审查，同时征求干部本人意见的方式进行。评衔工作中，毛泽东及我军许多高级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展现了高风亮节的革命作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人听取彭德怀等汇报授勋授衔工作情况时提出：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罗荣桓在得知中央确定提名授予他元帅军衔的消息后，立即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信，说明自己参加革命时间晚，贡献不大，恳请不要授予他这样高的军衔。中央经过认真研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10位元帅和10位大将的授衔名单，是由中央书记处提名，经过政治局审议确定的。从1955年春开始，彭德怀就带着总干部部拟制的名单，分别同几位“老总”协商，反复征求意见。经过深入细致、周密而有人情味的准备工作，1955年9月，全军评定军衔和审批工作顺利完成。

军衔评定和授予极大增强了官兵的荣誉感、使命感。韩先楚上将说：“党和国家给了我们崇高的荣誉，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解放台湾、巩固国防、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来回答党和人民的关怀和爱护。”曾生少将说：“军衔制度和对军人的正规奖励制度的实施，对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有很大意义。它鼓励我们军官发奋上进，努力学习，更好地做人民的勤务员，以担负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

（三）

将星闪耀，煜煜生辉展现的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荣耀，印证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光辉历史。1955年授衔，不唯出身，不唯资历，不唯亲疏，主要凭对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大小来确定衔级。1955年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还规定了授予军官军衔的基本依据。因此，新中国首批授衔将帅呈现出年龄跨度大、个性差异强等特点。几乎每一名将帅都是从硝烟战火中走来，在中国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按照年龄看，1955年授衔时，10位元帅的平均年龄为57岁，最大的为朱德，69岁，最小的是林彪，48岁，两人整整差了21岁；10位大将平均年龄52岁，最大的是张云逸，63岁，最小的是许光达，46岁；上将平均年龄47岁，最大的是陶峙岳，63岁，最小的是萧华，只有39岁；中将平均年龄约45岁，最大的是傅连暲，61岁，最小的是刘西元、张池明、谢有法，38岁；少将平均年龄约43岁，最大的是史可全，63岁，最小的是吴忠，34岁。

按照省份算，元帅最集中的省份是四川，有4位；走出大将最多的为湖南，有6位；上将最多的也是湖南，有19位，其次是湖北，有14位；中将最多的仍然是湖南，有45人，江西排第二，有38人，湖北位居第三，有32人。但就数量而言，江西的将官总数排名第一，虽没有元帅、大将产生，但却走出了萧华、陈奇涵、赖传珠3位上将，梁兴初、吴克华、王恩茂等38位中将，以及谢振华、曾克林、丁盛等204位少将，占授衔将帅总数近1/4。

1955年授衔将帅性格迥异。拿10位元帅来说：

朱德宽和忍让、纯朴谦逊、忠厚绵长，参加革命近70年，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几个历史时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毛泽东评价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彭德怀戎马一生、性如烈火、不苟言笑，是10位元帅中打仗最多的一个，新中国成立后再度临危受命，挂帅抗美援朝，打败“联合国军”，威震世界，“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就是彭德怀戎马生涯的生动写照。

林彪精谋善战但个性孤僻，被誉为军事奇才，为人做事十分谨慎，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更是独创了准备要快、前进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击要快、发动总攻要慢的“四快一慢”战法。

刘伯承勤思善学、能文能武、意志顽强，打仗如行云流水，指挥作战谋略多端，既能打顺风仗，也能打逆境仗，是一位具有革命家的智慧、军事家的韬略和学者风范的杰出将领。

贺龙生性坦荡、多谋善断、英勇顽强、机智灵活，“两把菜刀闹革命”，一生打了许多恶仗、硬仗、巧仗，立下赫赫战功，却“三让兵权”，体现了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陈毅兼资文武、博学多才，尤善诗词，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艰难险境下，写下气势磅礴的《梅岭三章》，面对“四人帮”的严重迫害，他写下“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体现了百折不挠、刚直不阿的风骨气概。

罗荣桓性格内向、嗜书如痴、不屈不挠、实事求是，毛泽东赞誉他是“最正直的人”，在他逝世后悲痛不已，写下“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悼诗。

徐向前不苟言笑、谦虚谨慎、个性隐忍、生活简朴，平生没有官气，人称“布衣元帅”，擅长思考，摸索出收缩阵地战法、围点打援战法等战法理论，并创下红军时期我军歼敌纪录，军事能力令人钦佩。

聂荣臻本是活泼开朗之人，但广州起义后到香港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后就变得惜言如金、慎之又慎，能用一个字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时，绝不用两个字，办事既雷厉风行，又一丝不苟。

叶剑英素有儒将之称，其过人之处在于每临大事有静气，能在历史的重大关键时刻明断是非，果敢抉择，曾两次救革命事业于水火之中，毛泽东评价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1955年授衔将帅中，唯一的女性是李贞少将。她是湖南浏阳人，6岁就做了童养媳，共产党来到村子里成立妇女协会号召女性解放改变了她的命运，她才以对革命忠贞不渝为义自己取了“李贞”这个名字。在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中，李贞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游击战水平，在革命中不断成长，并与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兼代政委的开国上将甘泗淇结为革命伉俪。不久她怀着身孕踏上长征路，在过草地时，怀孕7个月的孩子早产，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但她凭借顽强意志，克服重重困难到达陕北。此后，她参加了全民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55年授衔将帅中，有7位无军队级别的将军，乌兰夫、阎红彦上将，阿沛·阿旺晋美、朵噶·彭措饶杰、赛福鼎·艾则孜中将，以及汪东兴、黄正清少将，根据他们所作的贡献，中央军委打破常规为之授衔。另外，将帅中有37位少数民族将领、1位外籍将领。拥有越南和中国双国籍的洪水少将，于1924年从河内前往广州，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红军时期历任连指导员、团政委、红34师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期间任晋察冀军区《抗敌报》首任社长。

1955年授衔将帅中，还有10位解放战争中起义的国民党军将领。陈明仁、董其武和陶峙岳上将起义前均为国民党军中将；曾泽生中将起义前是国民党政府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兼60军军长；邓兆祥少将驾驶国民党海军王牌军舰重庆号北上起义，受命建立了新中国第一所人民海军学校——安东海军学校，并出任校长，后担任海军副司令员。他们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和建立新中国所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客观评判，并享受了应有的荣光。

（四）

英雄肝胆夷艰险，革命精神旷代功。1955年首批授衔将帅，无不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开创者，他们大多从血与火中走来，在苦难中磨砺和成长，特殊的经历锻造了他们顽强的意志、优良的品格，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革命财富。

意志坚定无畏牺牲。革命没有不流血的，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将军百战，九死一生，他们经历的战争残酷历史罕见。10位元帅中有7位负过伤，刘伯承先后负伤9次，叶剑英曾诗赞其“遍体弹痕余只眼”，1916年，他指挥丰都战役，头部中两弹，眼部手术而不施麻药，从而赢得“军神”之美誉。另有10位独臂将军：上将贺炳炎、彭绍辉，中将余秋里、晏福生，少将陈波、彭清云、童炎生、左奇、苏鲁、廖政国；2位断臂将军：少将龙书金、罗应怀。1935年，贺炳炎右臂中弹，被迫截肢，在没有麻药的条件下用锯木头的锯子完成了手术，钢铁意志令闻者落泪。抗日战争期间，四野猛将龙书金左上肢被打断致残，上臂和下臂接骨后比正常手臂短一截，从此他的左手臂吊在肩膀上，可以前后旋转，可以上下伸缩，却抬不起来，就靠两块小木板夹住左臂，吊在脖子上，跃马挥枪，南征北战，打了整整10年仗，直至解放。

战创是军人的勋章，但比战创更为宝贵的是将帅们面临绝境毫不退缩、面对挫折坚定信仰的理想信念和革命意志。首批授衔将帅，不仅是出色的军事将领，更是忠贞的共产党员。成长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的陈奇涵上将曾担任黄埔军校的少校中队长，待遇丰厚，前途光明，但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后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26年，蒋介石以“整理党务”为由，规定所有的跨党党员只能选择一个党，陈奇涵果断宣布“宁为共产党的兵，不当国民党的官”，从此九死不悔、矢志不移，走上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光明大道，从未退缩。陈伯钧上将在长征途中指挥第13师担负红一方面军后卫，掩护兄弟部队先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抢渡湘江，后担任红五军团参谋长，掩护主力部队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被赞“红军铁流后卫”。在与张国焘分裂活动作斗争中，陈伯钧找张国焘激烈陈词，“党中央的事，红军中党员当可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决不容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展现出政治上的坚定不移。

骁勇善战足智多谋。首批授衔将帅中，猛将不胜枚举，被毛泽东誉为“最会带兵打仗的人”粟裕、参加过7次敢死队的许世友、战场上的“徐老虎”徐海东、舍生忘死的“旋风将军”韩先楚、身先士卒的“疯子”王近山、“黑虎将军”聂凤智、“万岁军”军长梁兴初、擅长阻击攻坚的“拼命三郎”陶勇……不少将领都凭借战功少年得志，萧华上将17岁就是“少共国际师”政委，被称为“娃娃司令”。张宗逊上将22岁就担任了红36师师长，年少位高。

我军自创建以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军事力量上始终处于敌强我弱的不利态势中，以弱胜强，离不开将帅敢打必胜的信念和智勇双全的能力。中原突围一战，皮定均作为一旅之长受命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的艰巨任务，面对几十万敌军，血战清风岭，强渡磨子潭，急行军5天5夜穿过700里皖中平原，还能全身而退，保住一个主力旅，创下军史上的奇迹。1955年，毛泽东亲自审核拟授少将军衔的将领名单时，写下“皮有功，少晋中”6个字，最终皮定均被授予中将军衔。40岁即被授上将军衔的陈锡联，22岁时因夜袭阳明堡一战成名，解放战争时期的豫北战役中，陈锡联部全歼了国民党第二快速纵队，在我军首创以劣势装备全歼一个装备精良的机械化师的范例。除却火线战场的猛将外，我军还有一位从未带兵打过仗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隐蔽战线英雄——李克农，土地革命时期传递重要情报，紧急关头挽救党中央，抗日战争时期摸清蒋介石底牌，为重庆谈判争取主动，解放战争中提供大量军事情报，指导党的隐蔽战线全力配合军事作战，立下卓越功勋。

谦逊低调无私无畏。授衔前夕，数位将帅主动要求降衔。罗荣桓、徐向前分别写信给毛泽东，请求不要授予自己元帅军衔。叶剑英直接请求只要大将军衔。徐海东作为“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得知自己被提名大将时，对周恩来说自己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大将军衔，受之有愧”。许光达大将3次提出降衔申请，中央军委没有批准，授衔后许光达坚持给自己降低了一级薪金待遇。毛泽东对此高度称赞，“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正兵团级的徐立清本应被授予上将，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的他却多次给上级写信，坚决要求让衔，最终被授予中将。孙毅中将在评衔前要求宁低勿高，并坚决表明投身革命决不是为了高官厚禄。

在革命战争年代，加入共产党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不仅要面对无数艰难困苦，还要舍弃自身利益甚至牺牲生命，开国将帅们能坚持革命到底，可见大多淡泊名利、勤俭朴素。理想信念的浸染，烽火狼烟的历练，为国为民的追求，也让开国将帅中出了不少刚直不阿之人。一辈子讲真话的黄克诚大将光明磊落、仗义执言，虽屡遭不公正对待，却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晚年主持领导纠正了党内、军内大量冤假错案。一生“坦正”的谭政大将，对于上级的指示，从不照抄照搬、不赶风头，在部队奉命开展一些“左”的政治运动时，他不随波逐流，却常常被斥为“思想迟钝”。张爱萍上将在任新四军第3师副师长时，因师长找他谈话在全师会操中迟到4分钟，当众自我批评并主动罚站。他坚持真理、忠言直谏，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他“惹不起”，而他本人的座右铭则是：“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真伪羞奴颜。”

勤勉好学勇于钻研。首批授衔将帅中，接受过系统正规教育的很少，但勤学之人甚多。1927年，35岁的刘伯承被派到莫斯科红军高级步兵学校学习，没有俄语基础的他说，“人家学一遍，我就学十遍；人家学十遍，我就学百遍”，硬是成为了有很高造诣的俄文军事著作翻译家，近百万字的《刘伯承军事文选》就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治学的见证。百战将军秦基伟终身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地学习。他利用淮海战役的间隙，在野战工事里读了3遍《孙子兵法》，从1937年开始，一直到抗美援朝结束，在枪林弹雨中一天不落地坚持写日记，一共写下了78万字的《秦基伟战争日记》。不仅学文化知识，秦基伟在生活中也处处乐学，在秦基伟的部队，他是第一个会拍照的人，第一个会开汽车的人，打扑克、下象棋、打篮球，他也都是高手，没几个人能赢得了他，用他的话说就是，“好玩也就是好学，学习新鲜的东西”。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不少开国将帅都要在全新领域内开展工作。新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刘亚楼，从零开始，边干边学，亲自领导编修适合中国的空军条令教材，组建第一支空军航空兵部队，并在朝鲜战场上开创新战术进行空中作战；刘华清是1955年的海军少将，他为海军的现代化建设和航母的引进、研发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被誉为“航母之父”，在1988年又晋升为上将，后担任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王诤中将开创了我军通信电子科研工作，致力于发展电子技术和尖端科学，以自己的勤学苦干成为我军通信工作“开山鼻祖”。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上校副研究员王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