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祖禹与《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1631—1692年），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后徙常熟，世称宛溪先生。其所著《读史方舆纪要》（以下简称《纪要》）问世后，受到广泛重视，时人将之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抄》合称三大奇书。
      三十余年著一书
　　顾祖禹家学渊源深厚，父亲顾柔谦精通历史地理，是当时有名的方舆（地理）学家。从小跟父亲耳濡目染，顾祖禹受到了良好的学术训练。顾柔谦有强烈的爱国情怀，认为地理知识的匮乏与错讹是明朝当时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所以立志写一本实用的军事地理著作，但因国家灭亡悲愤过度，以致身患重病，临终嘱咐顾祖禹完成遗愿。
　　顺治十六年（1659年），顾祖禹开始撰写《读史方舆纪要》。当时他的家境非常贫寒，为了写作，顾祖禹不得不紧衣缩食，积攒钱财来买书。买不到的书，他便四处去借，借后抄写，抄完奉还。他订有严格的写作计划，每天必写数个条目，数十年如一日，“穷年累月，矻矻不休”。
　　为写好《纪要》，顾祖禹广泛收集材料，力求竭泽而渔，不遗漏每一个可以获得的材料。他治学严谨，对收集到的材料，都进行严格辨析与考证，确定无误后才采用。
　　除利用文献资料，顾祖禹还坚持实地考察，将纸上材料与亲身观察相结合。他广泛游历东南诸省，沿途考察城郭、山岳、河流、道路、关口，与商人、工匠、农民等深入交谈，访寻当地风土人情。
　　康熙十八年（1679年），顾祖禹终于完成《纪要》撰写，此时他已年近五十，距离开始写作已过去二十年。此后岁月中，他一直从事《纪要》修订工作，直到去世前仍在修改，用三十余年的光阴写出了一部地理学巨著。
       万里河山藏卷中
　　《纪要》重点阐述历代行政区划沿革、山川险要、攻防利害，兼论历代战事的得失成败，是一部历史地理和军事地理融为一体的专著。全书将史事与地理相互印证，“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通过分析地理形势，进而更深入理解历史重大事件；通过考证历史重大事件，以便全面认知地理形势，因此顾祖禹将书命名为《读史方舆纪要》。
　　《纪要》全书一百三十卷，合计二百八十余万字。按照内容可分为四个主要部分。
　　一是历代州域形势，共九卷。从上古唐虞夏商周开始，一直叙述到明朝。每一个朝代都分析重大军事活动的攻守形势，论述区划设置沿革，让读者对形势的轻重、区划的变动了然于心。如晋代一卷，先叙述魏灭蜀、晋灭吴、永嘉之乱、十六国争斗等战争的军事地理形势，后论述晋代行政区划。
　　二是分省介绍，共一百一十四卷。按照明代行政区划，分北直隶、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依次论述。每一省又按府、州、县顺序分别列举，叙述地理方位、战略地位、建制沿革、名山大川、历史重大战役等。如北直隶昌平州（今北京市昌平区），顾祖禹先指出它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京师的咽喉所在，“枕负居庸，处喉吭之间，司门户之寄，京师大命尝系于此”。接着详细论述昌平的军都城、万年城、巩华城、居庸关、白杨口、苏家口等战略要地，以及天寿山、军都山、白浮山、银山、榆河、官河、高梁河等山川险要。
　　三是山脉河流，共六卷。这一部分主要从宏观上论述中国境内太行山、大别山、岷山等主要山脉，以及黄河、长江、淮河、汉水等主要河流。通过山川河流的纵横交错，展示中国地理的经络。
　　四是星宿分野，共一卷，记叙历代关于天上星区与地理区域对应之说，阐释天文与地理的相互关系。
　　最后附有图表，计有全国、各省、边疆要塞、黄河、海运、漕运等地图二十余幅。
       匠心独具的地理学著作
　　鲜明的军事色彩是《纪要》的重要特点。全书着眼于国防需要，详细论述地理形势、山川险易、军事要塞，对名胜古迹、旅游景点则简略叙述。每一省卷首撰有总叙，概论地理形势，同时引用大量战争史实，以展现成败之关键。每府、州、县同样是这种体例，但论述内容更为详细。
　　以南直隶（区划范围约为今江苏、安徽）为例，顾祖禹指出：“明初规画畿辅，跨江踰淮，幅员最广，夫亦保江者不在江南，保淮者不在淮南之意乎？”并引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保江南必须保淮南，江南淮南唇齿相依，没淮南则江南也难保。后世史实也证明了这一点。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兴起，定都天京（今南京），占据江南，但未全力争夺淮南，导致后期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防守局面。清军后在南京北建江北大营，在南京城外建江南大营，对太平天国国都成夹击之势。而江北大营的选址地扬州、江南大营的选址地紫金山，顾祖禹在《纪要》中早已指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纪要》引宋代学者王应麟之语：“扬州俯江湄，瞰京口，南蹑钜海之浒，北压长淮之流。”点出扬州对于江南的重要性。又引南朝刘宋时书籍《丹阳记》指出：“京师（今南京）南并连岭，而蒋山（紫金山别名）岧峣嶷峻，实作扬州（南京当时属扬州）之镇。”点明紫金山作为南京城外战略高地的重要地位。
　　区划沿革的详细考证是《纪要》另一个鲜明特点。中国历代正史的地理志往往局限于一朝一代的区划变革，而《纪要》则对四千余年区划变迁进行了详细论述，尤其对县域的分合、地名的变更、江河湖泊的变迁等进行了重点考证。以山东省无棣县为例，《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只说：“隋开皇六年（586年）分阳信、饶安二县地置，治所在今河北盐山县旧庆云东南。”没有指出无棣县名的渊源。《纪要》则说：“无棣沟，在县南。相传春秋时即有此沟，分大河支流东注于海。隋开皇中因以名县，大业末沟渐填废。”两书相比，《纪要》点出了无棣县名源于县域内的河流无棣沟，这条河属于黄河支流，隋朝时逐步填埋废弃。这不仅对研究地名的演变，而且对研究黄河支流的变迁，都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辩证思维是《纪要》的又一闪光点。顾祖禹虽然重视地理，但并不是地理决定论者。他指出地理战略优势的发挥，也需要人的努力，不能单凭地利，所以他强调“封域不可恃为强，城郭不可恃为固，山溪不可恃为险”。同时，自然地理的高下险易虽然是固定的，但是战争一旦发动，敌我形势却是不确定的，“州域之建置有定，而形势之变动无方”。人们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才能发挥地理的优势。（孙庆峰 黄曙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