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在行事：《颜元集》中的实践智慧

 在清代早期，儒学内部兴起了一派反对坐而论道、重视实践的思潮，其代表人物就是颜元（号习斋，1635—1704年）。在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的《颜元集》中，汇集了颜元实践思想的精华。书中的力行观对后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2014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颜元集》中的名言“圣人是肯做工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的圣人”，勉励青年力行所学。颜元实学的精华，使我们至今受惠。
       实践哲学下的人性观
　　在人性论方面，颜元特别反对官方的朱熹哲学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做法，而将人性统一归为朱熹所谓的“气质之性”。这体现了颜元思想的“气一元论”特征。朱熹把和感官欲望有关的性都归于气质之性，认为“性如日月，气浊者如云雾”“性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理学主张人的感官是气质之性恶的源头。而颜元以此为其批判的焦点。颜元认为，人自身的感官并不会引导向性恶发展。他以眼睛这一器官举例道：“眶、疱、睛，气质也，其中光明能见物者，性也，将谓光明之理专视正色，眶、疱、睛乃视邪色乎？”颜元之后的思想家戴震主张人性情欲望本身的合理性，颜元也主张人的气质之性本身性善，但颜元更强调气质之性中人的能力的维度，人的感官和器官本身具备实践的能力，这是人性善的来源。颜元强调：“能视即目之性善；其视之也，则情之善；其视之详略远近，则才之强弱。”
　　颜元把人的本性界定为能力，这使他的理论中人性的范围得以丰富。人的本性是能力的产物，这意味着人性更多是后天得来的，因此人性的各种可能性极其丰富。所以，就像水能够使人溺毙，但这并非是水的罪过一般，人性中恶的一面并非是像朱熹那样认为的是感官本能所带来的，而是外界的影响所致。颜元将其称为“引蔽习染”。他这样论述道：“耳听邪声，目视邪色，非耳目之罪也，亦非视听之罪也，皆误也。皆误用其情也。误始恶，不误不恶也。引蔽始误，不引蔽不误也。习染始终误，不习染不终误也。去其引蔽习染者，则犹是爱之情也，犹是爱之才也。”
　　在颜元看来，人性主要受外界影响所致，而外界影响有可能是恶的，但依此逻辑，外界影响也当然可能是善的。颜元学说的精髓在于，他并不认为这个外界影响是不可改变的，外部环境是可以通过人来主动塑造的，而这个行动用颜元的话说是“习于其事”，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就是“实践”，颜元主张通过主动塑造环境来改造人心，使人心人性达到理想的境地。只有力行，才能“治心”。他强调：“人心，动物也。习于其事，则有所寄而不妄动。故吾儒时习力行，皆所以治心。”
　　因此，颜元的学说中不抽象地看待人性，认为人性是变动的、待塑造的。力行实践之所以是儒学的应有之义，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基于此，颜元严厉地批评理学和佛教等思想派别离开实践和实事谈养性的倾向。理学和佛教强调静坐，都是试图通过使人心脱离外界影响的方式来修身。他认为“寂室静坐，绝事离群以求治心，不惟理有所不可，势亦有所不能”。正是因为“理”的超验性，导致理学是脱离实践而谈理的，因此理学才会通过静坐等方式修养身心。当“理”的超验性被打破，实践的重要性也就被凸显，正基于此，颜元进一步痛陈沉溺书本而脱离实践的危害。
　　那么，什么样的实践能够形塑优良的人性？颜元给出的解答是礼乐。他认为“习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情性，长人仁义”。具体而言，颜元将“三事三物”的实践修习作为塑造完美人性的最佳途径。“三事”源自《尚书·大禹谟》中的正德、利用、厚生，“三物”指的是《周礼·大司徒》所阐发的“乡三物”，包括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且颜元在自己设立的漳南书院中亲历亲行，不再以书本教育为主，而肯定了以礼乐实践为主的教育方式。而先秦儒家所倡导的礼乐实践，是其模仿的范本。
　　颜元实践观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超越
　　如上文所述，颜元充分地发挥“气一元论”儒学中的时间维度。众所周知，阳明心学也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影响甚巨，但笔者认为，颜元的重实践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有着根本的不同，其带来的影响也迥异。在程朱理学中，理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朱熹可以将知和行分割，以单纯认识论的角度探求理。而王阳明主张“心即理”，道德的标准在于本心的良知，本体和工夫合二为一，道德实践和道德认知便不可能割裂，因为良知是知和行统一的主宰。因此，在阳明心学处，之所以重视实践，是因为实践是本心良知的自然结果。而颜元重视实践的原因则正好相反，颜元把实践作为改造人与社会事物的手段，强调人性是通过实践改造的。因此，相较于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颜元的实践论更强调了人的主动性、能动性。而颜元的实践比王阳明的“行”范围更要宽广，涉及了包含人伦日用在内的所有社会事物。其理论结果必然是对政治改革的强调。而阳明心学的实践观难以达到对人性和社会的改造的高度。颜元实践观中对人性的可塑性的乐观、强调用实践去改造人性、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强调等方面均是其对心学实践论的超越之处。
　　复古之弊：颜元实践思想的缺点
    颜元虽然发展出了丰富的实践思想，但其实践观念却是超历史的，这不能不给他卓越的实践理论带来缺憾。颜元的理论也难以做到历史地看待人性。他认为上古三代的道德、礼仪、政治实践是最为完美的，因为在三代和孔子那里，“学”和“习”是统一的。所以颜元把历史的下降归结为思想史的堕落。他如同大多数儒者一般，将三代视为理想的黄金时代。
　　颜元将历史的变迁归结为思想史的堕落，他认为秦代焚书坑儒，导致了儒家经世学问的沦亡。到了汉代儒学复兴时，已经“圣学之体用残缺莫振”，但是汉儒仍然保留了一部分孔子的实践精神。然而到了魏晋隋唐时期，道家、佛教相继兴起，在重清谈、辞章的潮流影响下，思想界又极度忽视实践，因此儒家重实践的优点逐渐沉寂下来。宋代以后，理学家力图振衰起敝，复兴儒学，但却借鉴采用了佛道二家的心性论，提倡静坐或顿悟的修身方式，完全没有继承先秦儒家重实践、实学的优点。颜元将宋儒的缺点概括为“宋人则有事外之理，行外之文，且牵释老附会六经四子中，使天下迷酩……致普地庠塾无一可用之人才，九州职位无一济世之政事”。
　　颜元认为，只要回到三代和孔子时思想、实践的有机统一状态，就可以实现完美的人性和良善的政治秩序。所以颜元的思想忽视了社会历史的变迁，他的一切主张都向上古三代看齐，无论是他的修身实践观还是井田、封建的政治理想都是以三代为蓝本。由于颜元思想中历史维度的缺失，这种理想实践又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太过遥远，单纯试图依靠礼乐习行就能拯救人心与政治的堕落，未免太过单纯。因此其主张有时显得迂腐陈旧，正如钱穆所指出的那样：“今习斋言经济，多混之以礼乐；言礼乐，多本之于古昔；言事物，亦以揖让升降、弦歌舞佾、衣冠金石为主，并未深发当时切用之意。”
　　因此，颜元的实践只能处处以儒家经典所记载的礼乐习行为依据。虽然他重视实践，但在怎样通过实践实现怎样的理想社会上，十分缺乏想象力。
　　瑕不掩瑜，虽然颜元的实践思想存在复古之弊，但是他的“实践塑造人性”的主张可谓振聋发聩。马克思有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实践这一点上，颜元实学与马克思主义有相近之处，毛泽东从青年起推崇颜李学派，他说“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颜元思想在近代的发扬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近代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做了很好的奠基工作。(谢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