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出岳麓秦简的时代价值

岳麓秦简是2007年入藏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一批竹木简，一共有编号2100个，其中比较完整的有1300余枚。竹简文字都抄写于竹黄一面，但在几枚简的背面发现有“卅四年质日”“律”“数”“为吏治官及黔首”等文字，这显然都是篇名。这批竹简的抄写文字显示出多种不同的风格特征，明显不是某一个抄手所能独立完成，因此可以初步判断这批秦简是由多位抄手所抄写，而不是墓主人本人所抄录的。
　　这批秦简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各有重点。
　　第一部分的内容是历谱，其主要功能是记事。这批简上有篇《质日》。其中简611的背面有墨钉，书写有“卅四年质日”五字。简166上也有墨钉，记有“卅五年私质日”六字。
　　第二部分名为《为吏治官及黔首》，它是一种宦学读本，共有80余枚简。其内容和形式，都与睡虎地秦简中的《为吏之道》基本相同，很可能是当时为官入仕的必读教材，如简1541：为人君则惠，为人臣忠，为人父兹，为人子孝，为人上则明，为人下则圣，为人友则不争，能行此终。这种箴言式的文句，完全是用儒家的伦理道德在规劝人们怎样为人处世，怎样才能做到“终身无咎”。
　　这批简中还有明确的“吏有五善”“吏有五过”等内容，与睡虎地秦简的《为吏之道》大致相同。
　　第三部分是有关梦占的内容，共有40多枚简，大部分是对梦的占语式解读，还有几枚是用五行的理论所作的有关梦占的理论阐述，一枚简的背部有“梦书”二字的残存笔画，故我们称之为《占梦书》。岳麓秦简《占梦书》是现在所知最早的梦书文献。据文献记载，占梦早在商周时代就很盛行，先秦文献中多有梦占的记载，《汉书·艺文志》中就记载了《黄帝长柳占梦》和《甘德长柳占梦》两书，但都没有传世。因此，岳麓秦简《占梦书》对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占梦与解梦的发展脉络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第四部分是有关算数的书，其中编号为956号简的背面写有一个“数”字，应该就是这部分的篇名，因此我们称之为《数》书。这部《数书》是现在所知中国数学史上最早的数学文献。这部分竹简共有230余枚，简长约30厘米，三道编绳，有的分栏抄写，有的不分栏抄写，其内容与著名的张家山汉简中的《算数书》大致相同，许多可以对勘。如张家山汉简《算数书》中有乘分术，这批秦简中也有，只是表述中有乘法口诀的内容。如张家山汉简《算数书》：“乘三分，十二分一也；乘四分，十六分一也。”而这批秦简中所抄的是：“三分乘四分，三四十二，十二分一也；三分乘三分，三三而九，九分一也；少半乘十三，有少半也。”两相比较可以看出，秦简中的乘分术还比较注意乘法口诀的抄录，这也使我们联想到里耶秦简中也有乘法口诀，这也许多少说明，秦代对乘法口诀的推广和应运是比较重视的，或许到了汉初，这乘法口诀已是耳熟能详的东西，而不必再推广了。
　　第五部分是15份司法案例文书，它大致可以分为4类。第一类是7份狭义的奏谳文书。所谓奏谳文书，就是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有关法律适用方面的请示。所请示的内容不仅包含罪名的选择，而且还涉及未成年人的责任能力、职务上过失的处理办法等法律适用的原则性问题。第二类共有6个案例，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县级长官为破案立功的狱吏或令史以“敢言”形式写的一种推荐文书（附有详细的侦查记录），请求郡府将其提拔为卒吏。第二种是郡府以“谓”的形式命令县来处理经过郡覆审的乞鞫案件。第三类为木简，仅一个案例，即《学为伪书案》，记载的是一个叫学的人，他才15岁，却假称是五大夫冯无择的儿子，自己伪造文书去进行诈骗而被识破抓获的案子。第四类也仅一个案例，即《绾等畏耎还走案》，记载的是一个因为在与“反寇”战斗中“畏耎”逃跑而造成将官以及士卒阵亡的案例。
　　第六部分都是秦代的律令文献。这部分竹简中，不仅有秦律，还有很多秦令的内容，这部分简的数量最多，占岳麓秦简的一半以上，其中律名就有田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繇律、置吏律、行书律、内史杂律、尉卒律、戍律、狱校律、奔敬（警）律、索律、兴律、具律等十余种，其中很多律名都是第一次发现，如奔敬（警）律、索律等都是第一次见到。除秦律之外，这批秦简中第一次出现了大量的秦令。经整理，这批秦简中出现的令名就有20余种，如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四谒者令、安台居室共令、尉郡卒令、县官田令等。这些秦令的名称和内容，大都是第一次见到，这无疑给研究秦代律令乃至秦代法制史提供了崭新的材料。
　　岳麓秦简的发现，其价值和意义是多方面的，诸如对有关秦代历史、秦代吏治、秦代的数学和宦学教育等方面的研究，都提供了崭新的资料；此外，作为秦人的手写墨迹，为秦代的语言文字研究、秦代的文本研究、秦代的书体研究等都提供了数量众多的第一手材料，具有深度发掘的空间和研究价值。当然，最值得关注的特殊价值更主要表现在秦代法律制度的研究方面。
　　在岳麓秦简发现以前，有关秦汉的法律文献主要是湖北睡虎地云梦秦简、龙岗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中的《二年律令》等，其中睡虎地秦简中虽发现了“秦律十八种”和“秦律杂抄”等律文，但没有秦令。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也只有“津关令”一类而已，故很多学者或以为秦代也许就没有令的存在。岳麓秦简的时代比睡虎地秦简稍晚，而早于张家山汉简，正好是这两批简之间的一批法律文献，而其中各类秦令的大量发现，不仅填补了秦令缺失的空白，而且给秦汉法律制度的多层面认识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可以说，正是这批数量众多的秦代律令资料的发现，才大幅度提升了秦汉法律制度研究的热度和深度，有关秦代法律制度的研究才得以展开和深度推进。（陈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