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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枣园革命旧址是中共中央书记处1943年10月至1947年3月的所在地。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此期间，继续领导了全党的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革命旧址内，有一条叫“幸福渠”（裴庄渠）的水渠横穿枣园流过。水渠尽管不长，却是大生产运动和延安精神的历史见证。
靠天吃饭是靠不住的。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雨少风多，常遭荒旱，所谓“三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加之边区地广人稀，农业生产大部仍沿用相当原始的简陋技术和工具，所以这里每年群众收获的丰歉，几乎完全决定于雨量的多少，这说明在这个地方靠天吃饭是靠不住的。
但是，试图通过兴办水利以达到增加农业收获的目的，在陕甘宁边区也绝非易事。首先从历史上看，陕北这个地方曾有过三次兴修水利，但这三次无一例外都失败了。而在当地群众看来，修水利既费劳动力又花钱多，倒不如去开荒。因此，就在延安市裴庄渠修建之初，当地老百姓对这个水利工程能否产生效用，同样是表示怀疑的。有的说：“修水地太难了，不成功白花费银钱。”还有的说：“整理一垧水地，倒不如开三四垧荒地打的颗子多哩！”有些老百姓甚至抱着这样的态度，宁愿把地丢下，也不愿分摊修理费。
针对这些情况，深入地宣传发动和解释工作成为先决条件。边区政府用了很多宣传手段，给群众解释为什么要兴修水利以及水利工程带来的好处等，同时向他们宣传科学技术知识。这其中，用具体鲜活的事例来教育群众，无疑是获得群众真正信任和拥护的不二选择。而裴庄渠的修建，就承担着这样一个示范水利工程的使命。修建它的意义，就是要打破一般群众对修水利的错误见解，给边区的群众看，告诉他们修水利并不是难事。而只有兴修水利才是预防旱灾的重要途径，才有可能增加农业收入，实现丰衣足食。
兴修水利应该“大家动手”。延安市裴庄渠是在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下，广泛动员附近群众共同建成的。为修筑这条水渠，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拨款4000元，并指派毕业于北洋工学院（天津大学前身）的边区水利专家丁仲文负责勘测设计，指导当地群众修建。由于当时科技人员缺乏，参与设计修建的除了丁仲文外，其他都是没有土木工程科学知识的工农干部。于是，丁仲文就手把手地教，最终使大家学会了使用仪器、设计坝址等科学知识。而在财力及现代建筑材料缺乏的情况下，丁仲文就和大家共同想办法。他们克服困难，就地取材，采用碎石坝挡水，用木板作闸板。在这种艰苦困难的客观条件下，延安市裴庄渠从1939年8月动工，到11月大地封冻前已完成了主要工程。次年3月解冻后继续施工，4月底建成竣工并开闸放水。
陕甘宁边区政府除了直接拨款外，还发动附近群众按照每亩地2元进行入股，成立了裴庄渠水利合作社，并由参加水利合作社的群众民主推选出担任主任、会计、宣传、组织、工程等工作的5个委员，负责水渠的护理和灌溉等事宜。
为了提高裴庄渠的利用率，用“看得见”的丰收果实教育群众，自1942年起，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还派了技术工作人员，组成裴庄水利管理所，亲自经营着枣园30亩农场。由于经营管理得好，仅用了7个月就获利45700元。
“新式水利工程”的第一次试验。兴修水利是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中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边区农业环境进行保护和改造的探索实践，这在边区不啻为一种伟大革新。因而，延安市裴庄渠修建伊始，就被《新中华报》誉为“新式水利工程”，称“这在边区还是第一次试验”。
当然，陕甘宁边区水利事业的探索实践，也并非一路顺利。事实上，就在裴庄渠建成竣工后不到2个月，也就是1940年6月末，延安市附近各县就遭遇山洪冲击。“山洪爆发，水头高约2丈，冲动了数万斤大石，2尺直径的大树，被拔起滚流下来，冲击力更大。”汹涌的山洪，直接造成竣工不久的裴庄渠大坝被冲毁。
这次裴庄渠因山洪受灾虽大，但在边区政府建设厅和当地群众的积极努力下，按照“支费小而收效大”的原则于同年10月再度动工。这次水渠重修，吸取了前次的经验教训，注意把新法修筑的内容与当地的具体条件和民间的历史经验很好结合起来，对水渠进水口等进行改修。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新的裴庄渠于1941年4月19日告成。
“幸福渠”水流不尽。建成后的延安市裴庄渠，自裴庄起，经过了庙嘴、磨家湾、枣园、侯家沟，直达杨家崖，全长约6公里，灌溉面积达1500亩。作为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渠，据1943年春天统计，能放水的有1072.5亩，每亩以增收细粮三斗计，年可增收细粮321.75石（1石约为50公斤），解决了延安市机关的蔬菜问题。应该说，裴庄渠的建成使用，让枣园、裴庄一带的群众变“靠天吃饭”为旱涝保收，极大地惠及了当地群众，裴庄渠由此也被称为“幸福渠”。
也正是在“幸福渠”的示范带动下，边区各地大小水利工程如雨后春笋，普遍发展起来。据统计，1943年全边区的水地共13647.6亩，增收的细粮可供约一万人一年食用。总的来说，兴修水利极大增加了粮食产量，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的生产目标。（薛永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