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人唯贤：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政治传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从本期开始，为了帮助大家进一步理解中华文明智慧，文史参阅版开设“中华文明智慧”专栏。
　　“任人唯贤”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精华，它在中国绵延千年的大一统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作为一以贯之的政治传统保留至今。“任人唯贤”出自《尚书》：“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其中“贤”的意思是“有德谓之贤”。“任人唯贤”的意思是，重视人才在治国理政中的基础作用，并将“以德为本”“德本才末”作为选人用人的根本标准。中国自古以来便坚持贤能治国的传统，确立了从善不从众的政治主张，提倡由贤德之人代表人民当家作主，力求通过贤能治国，克服群体的短视和非理性，从而实现真正的良政善治。
　　《孔子家语》中记载，哀公曾经问政于孔子，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于得人”。在孔子看来，尽管文王、武王的施政纲领记录在典籍之中，能否达到文王、武王的治国功绩，关键在于是否有贤德之人施行善政。魏晋时期政论家傅玄所作的《傅子》一书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发：“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意思是，圣明的君主必须通过良好的政治制度才能实现天下太平，然而并非凭借良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实现大治，还必须要有贤良的辅弼之人贯彻落实。无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才是政治生活中的最大变量，如果在国家治理中任用贤能，即使法令制度不完备也能因为尽人事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如果不能选贤任能，制度再完备也很难达到好的治理成果。因此，御马有良方，治国有常道，国家的治乱安危关键在用人。
　　为何要任人唯贤德，而不是任人唯才能、任人唯资历呢？《资治通鉴》开篇记录了“三家分晋”的历史，“三家分晋”是以“智氏”家族的覆灭为开端的。《资治通鉴》记载，智氏家族的首领智宣子，决定选智瑶为接班人。族人认为智瑶虽有五个优点：“美鬓长大，射御足力，伎艺毕给，巧文辩慧，强毅果敢”，但却有一个最大的缺点，那就是“不仁”，缺乏仁德之心，刻薄寡恩，损人利己。而作为一国之君，如果不能施行仁政，反而恃才傲物欺凌别人，迟早会招致祸患。然而智宣子仍然让智瑶当了接班人。智瑶继位后被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掉了。以史为鉴，司马光展开了一段论述，他认为：智瑶之亡，在于才胜德。贤与能、才与德，是两回事，但世人往往无法辨别，通谓之贤，这就是他们经常失人的原因。司马光说：“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乃德之资，德乃才之帅。德是德行，是根基，能培植一切，因此是统摄性的，好比是掌舵者，才能依赖德行而产生，只是德的辅助而已。在此基础上，司马光将人才分为四类：才德全尽是圣人，才德兼亡是愚人，德胜才者是君子，才胜德者是小人。并指出，凡是举用人才，如果得不到圣人、君子，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这是因为，比起毫无建树的无知愚人，有才干的小人将会给国家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贤能之人对于治国理政是如此重要，但纵观历朝历代，贤能之人壮志难酬、不被重用导致国家覆灭的案例比比皆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生活中没有循名责实，没有真正落实“任人唯贤”。魏晋时期政论家袁准认为：“人虽有子产之贤，而无子皮之举，有解狐之德，而无祁奚之直，亦何由得达而进用哉？”意思是，一个人虽然有子产一般的贤能，但缺乏子皮的引荐，有解狐一般的德行，却没有像祁奚那样举人不避仇的推荐，又如何能够通达而获得重用呢？袁准又指出，就算有祁奚的公正举荐，却没有赵宣子听信忠言，就算有子皮的贤德，却没有他执掌朝堂的权力，即使是荆山的璞玉，也会被当作瓦砾。所以，纵然有管仲的贤能，有鲍叔牙的知遇之恩，也必须遇到齐桓公之后才能显达；有陈平的智慧，有魏无知的引荐，也必须要遇到汉高祖之后才能被任用。如果不是齐桓公、汉高祖，二人即使有贤能，又如何得到重用呢？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贤能之人发挥作用的四个条件：
　　一是贤能要为人所知，在位者要能够明辨忠奸、崇德辨惑，尊重、识别贤能；
　　二是贤能要为人推举，在位者要求贤若渴、礼贤下士，求取、举荐贤能；
　　三是贤能要为人所用，在位者要设官分职、委任责成，采纳谏言，用人不疑；
　　四是贤能要为人所安，对贤能要有相应的考核、保障等管理机制，善始善终。
　　这四个条件，也就是任人唯贤需要解决的四个核心问题，向我们揭示了选贤任能的主要内容。同时，这四个问题的提出，事实上也告诉我们，历朝历代并不缺乏圣贤，经由贤能促成天下大治是可以实现的，问题就在于是否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贤能的价值，是否能以德为本、循名责实，选贤任能。
　　正如汉代贾谊在其所撰的政论文集《新书》中指出：“渚泽有枯水，而国无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无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无不可治之人。”无数历史更迭告诉我们，能否安邦定国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任人唯贤、得贤而用。孔子言，“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想要从根本上实现人安国治、得民心而得天下，务必要选拔贤能之人，通过“贤者在位，能者布职”，使得朝廷崇礼，百僚敬让，这样上位者躬行道德仁义，尊贤尚德的政教方略就会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地推行开来，百姓就能知道效法的准则，迁善日进而不自知；国家就会凝聚善缘和力量，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罗嘉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