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

春秋战国时期，以牛耕、铁器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不断发展，集中反映到政治文化上来，尤其在文化上体现出了百家争鸣的盛世景象，而天文学这一时期也得到很大发展，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在世界天文史上的地位。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指出：“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眛；赵，尹皋；魏，石申。”其中，齐国的甘公及魏国的石申，就是战国时代两大天文学家。对此，《晋书》有着同样记载，“其诸侯之史，则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裨灶，宋有子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论图验。”这里的甘德就是《史记》中提到的甘公。
　　因年代过于久远，关于甘德的属国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的记载与争议，其中《史记·天官书》记载甘德为齐人，刘宋裴骃在《史记集解》中记录为鲁人，《史记正义》则提出为楚人，并由《汉书》和《三国志》沿用，称其为楚人。由《汉书·律历志》将两人的天文著作合为一书，并在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中正式命名为《甘石星经》。其中，甘德写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写有《天文》八卷。
　　该书在历史流传过程中也是命运多舛，历代屡有篡改增删，现存民间流传的抄本已不是原文。原书词意较浅，也很简略。《汉书·律历志》记载这部书有各八卷，到《隋书·经籍志》记载只有各一卷，到唐以后此书就完全散佚了，仅在唐代天文学著作《开元占经》中保有一些片段，现传版本大都由唐代人摭拾破残旧本，缀补而成，但到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仅保存了它的梗概。然而，此后《甘石星经》在流传中有着越来越多的版本。如元朝末年陶宗仪的《说郛》中收录的；还有明崇祯中期毛晋的《津逮秘书》本，由毛晋收录并刻印，又名汲古阁本；此外还有《五朝小说》《道藏义》等也收录此书。这些版本都称《甘石星经》为《星经》或《通占大象历星经》，虽然各种版本卷数有多有寡，但内容都完全相同，附有的星座图形也相似，只是次序互有先后，这些版本应当同出一源，源于原本《甘石星经》。
　　通过流传版本以及相关古代天文资料保存的内容可知，《甘石星经》以甘德、石申两人记录的关于宇宙星系变化情况为主要内容，反映了战国时代天文学成就，是世界上最早成书的恒星和五行星的观测记录。《甘石星经》中的《甘石星表》最早记录了恒星变化位置图表，石氏部分包括二十八星宿、中官与外官；甘氏部分则系统记录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发现了五大行星的出没规律，记载了八百颗恒星的名字，测定了一百二十颗恒星的方位。如《甘石星经》称北斗星为北斗七星，视为天帝的星君，“北斗星谓之七政，天之诸侯，亦为帝车。魁四星为璇玑，杓三星为玉冲，齐七政，斗为人君号令之。主出号施令，布政天中，临制四方”。
　　当然，中国古代的天文记载更多的是运用其来占卜，《甘石星经》中的关于天文、天象记载也不例外，具有历史局限性。如对于北斗七星的记载明显附有占卜之意，“守斗西，大饥，人相食。守斗南，五果不成。五星入斗，中国易政，又易主，大乱也。彗孛入斗中，天下陕，主有大戮，先举兵者咎，后举兵者昌。其国主大灾，甚于彗之祸”。显然从记载来看，关于北斗七星位置转辗赋予更多国家时运的预测，这里也涉及了彗星。事实上，这种通过天象变化占卜国运的文化在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生产力极不发达情况下的一种特有文化方式，如西汉诸帝还好言谶纬，将一些天文现象牵强附会，妄言兴衰，宋代禁止流传，纬书中也保存有春秋战国时的天文资料。
　　《甘石星经》中的《甘石星表》所载星座的测量形式，是中国天文测量学上独特的赤道坐标系。这个星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比希腊天文学家伊也谷测编的欧洲第一恒星表大约早二百年，后世许多天文学家在测量日、月、行星的位置和运动时，都要用到《甘石星经》的数据。《甘石星经》标志着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高度，同时也影响到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活。秦始皇造阿房宫和建造骊山陵墓，就采用了天文学的知识，两座建筑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西汉惠帝元年重修长乐宫，将城垣提高三丈，“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旧京城为斗城”。在西汉陵墓壁画中也有相当精彩的星象图，最有名的是河南洛阳西北郊西汉墓中的壁画天文图。
　　春秋时期的天文成就由此奠定了中国天文学的基础，影响深远，“其巫咸、甘、石之说，后代所宗。暴秦燔书，六经残灭，天官星占，存而不毁。及汉景武之际，司马谈父子继为史官，著《天官书》，以明天人之道。其后中垒校尉刘向，广《洪范》灾条，作《皇极论》，以参往之行事。及班固叙汉史，马续述《天文》，而蔡邕、谯周各有撰录，司马彪采之，以继前志。今详众说，以著于篇”。显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天文成就中当属《甘石星经》最大，同时该书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天文学著作。（尹传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