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家国话《离骚》

在我国灿若星河的诗歌史上，《离骚》的出现既带有浓厚的思想与文化意义，又有着独特的浪漫主义精神；既彰显着抒情主人公的高洁人格和内心世界，又与历史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千百年来，《离骚》传唱不息，也作为辞赋之祖和典故之源被不断重新解释和接受着，那个“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的洁身自好的形象，最终被重构为忠君爱国的代表。也因此，《离骚》中的家国情怀就变得更为厚重、丰富与多面。
        思想与文化间的张力
　　“去圣未远”的屈原被誉为“楚人多才”，将满腔的悲愤与忠诚凝聚成千古长诗，遂能“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这篇杰作的出现，不仅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事件”，更是以恢弘悲壮的曲调，奏出了家国时代的最强音。
　　《离骚》是在与北方文化迥异的楚文化氛围中孕育而创作的，其突出表现就是运用楚地方言助词“兮”来表情达意，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诗句灵活多样，韵律整饬和谐。据说这与楚地独特的祭祀风俗有关，更适于表演和进行较复杂的歌唱。全诗共372句，2400余字，这样的篇幅在以精炼含蓄见长的古代诗篇中是不多见的，而令人赞叹的不仅是它谋篇布局的形式创造性，还有表达手法上的综合吸收能力。孔子曾赞叹《诗经》说“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而《离骚》不仅吸收了“赋”“比”“兴”的手法，还借助巫风盛行的楚文化，创造出一个有着完整隐喻或象征的“香草美人”世界，将自己的人生经历、褒贬情感与守死善道的精神灌注其中，使那些香花香草都成为别具深意的“意象”，并作为“典故”出现在后世的诗篇中，甚至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例如我们在端午节时佩香囊、插艾草，仿佛依稀还能透过那浓烈的花草幽香，窥见诗人高洁的品格和真挚的情感。
　　《离骚》的诞生固然与楚地的文化风俗有关，然而世代受到肯定与传承，其内在原因或许更在于它的思想性。我们知道，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导致对传统秩序的信念和对正义的信仰也在一点点坍塌。诗人在《天问》中，以磅礴的气势展开一系列追问，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正是诗人对既往秩序产生怀疑的反映；而在《离骚》中，诗人则在正道与邪路的鲜明对比中逼问历史真相，以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昭示“来吾道夫先路”的正道。可以说，这也是诗人在重新反思并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念。这种观念凭借对君王、对民众的真诚热爱，可以批评，可以袒露心声，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理想境界。也因此，《离骚》突破了儒家的“温柔敦厚”而受到班固批评，但淮南王刘安却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王逸也赞曰“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尤为切中肯綮。
　　楚地的山川灵气是孕育《离骚》的重要土壤，然而“不有屈原，岂见《离骚》？”这一杰作的产生，与诗人的内在追求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纵览全诗，可以看到诗人对“修”的高度重视。
       内在张力之源——“修”
　　今天提起“修”，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大学》中的“修身、齐家”等“八条目”，经过宋代理学家的重新阐释，“修身”甚至成为“内圣外王”的关键点。而《大学》约成书于战国早期，与屈原赋《离骚》的年代相去并不远，因此如“余独好修以为常”等诗句，或许与《大学》就有相同或相近之处。
　　然而纵览《离骚》，可以看到“修”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如诗人开篇就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这里更多是形容词性的某种“美好”。当楚王背弃前约时，诗人表白心迹，“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诗人称“灵修”时，往往有特定的所指即楚王；当诗人说“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很显然，这里的“修”更多是名词意义上的前贤。然而最为重要的，则是作为动词性的“修”。作者初因灵修数化而感到伤心时，说“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接着上天游历，却感到“好蔽美而嫉妒”，遂趁荣华未落而下求，却是“理弱而媒拙”，因此巫咸下降劝说“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作者苦心孤诣、培养人才，然而“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不禁发问“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最终真相大白，“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动词性的“修”即思想的反思与行动的调整，正是名词性的“贤人”与形容词性的“美好”得以形成的基础。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修”的具体内容，或许还可以从长诗中略见端倪。一开篇作者说“来吾道夫先路”即指出一条正道时，就总结彭咸、尧舜、三后等圣贤的成功之处；后又借向舜帝陈词的机会而强烈批判启纵情娱游、羿淫游畋猎、浇纵欲不忍、桀常违逢殃、帝辛（纣）菹醢等的下场。可以看出，作者是在儒家的历史观之外重新总结历史规律（如羿沉迷于畋猎，就不同于儒家“射日”的形象），并因此重获天地正气。这种正气驱使着诗人创造一个独立的艺术世界，在其中安顿心灵，让虬龙鸾凤、望舒飞廉等受到他的差遣。可以说，作者这种探究总结历史真理的勇气和行动，就是“修”的重要内容之一。
　　很显然，诗人“好修以为常”的行动是与国家的历史文化、前途命运密切相关的，而在漫长的诗歌传承中，二者最终合为一体，即对祖国的爱。
　　历史中的结晶——家国情怀
　　《离骚》的经典地位是经历了历代评注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才最终成就的。由于《离骚》等作品极高的思想与艺术成就，一大批人起而效仿；淮南王刘安和司马迁将其与《诗经》相比照，最早肯定了它的美学风格。班固则站在儒家立场，批评屈原不能明哲保身，露才扬己、责数怀王，而带有想象色彩的诗句也都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但王逸同样也站在儒家立场，认为班固“殆失厥中”，并肯定屈原的忠贞以及《离骚》之词“诚博远矣”；直至南北朝时期，刘勰在其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中将“辨骚”置于“原道”“征圣”“宗经”“正纬”之后，全面肯定了《离骚》的地位，此后它的地位已无法撼动。
　　将《离骚》再次纳入儒家思想话语体系并凸显其爱国之情的，是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朱子晚年横遭贬斥到楚地，有感于屈原的心境，遂作《楚辞集注》《楚辞辩证》，又编《楚辞后语》，一方面继承了王逸、洪兴祖等的名物训诂考据，一方面通释全章文意，并以自觉的文学眼光看待，侧重强调情感与政治伦理意义的关系。在朱子看来，屈原的行为和文辞跌宕怪神与儒家中庸不太相符，“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此后，随着朱子与理学地位的确立，《离骚》的忠君爱国思想日益凸显。直至宋元民族矛盾突出时期，《离骚》已成为忠君爱国的重要象征，大量诗人和词人从中吸收灵感或典故，抒发其家国情怀，如辛弃疾、陆游等；还有一些书法家或画家，通过书写《离骚》或画香草美人，委婉含蓄地表达感情。甚至直到1913年，毛泽东还曾于湖南第一师范读书之时，以小楷写《离骚》，抒发自己的家国之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人们对祖国的感情也是最真挚、最自然的情感之一。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屈原作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来纪念，随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力的日益扩大，《离骚》将会传得更远、更久，表达出更多人的心声！（王瑜 彭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