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慎人生轨迹三重矛盾

“瘿瓢山人”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自号。黄慎，清代宁化县城关花心街人，康乾期间卓然一代的画家，好友郑板桥诗赞他：“画到精神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齐白石也曾极倾慕地说：“前朝之画家，不下数百人之多，瘿瓢、青藤、大涤子外，皆形似也。惜余天资不若三公，不能师之。”

据传他39岁时开始在画作上署用“瘿瓢山人”，并亲取树瘿刳成一瓢，腹沿刻有草书“雍正四年（1726年）黄慎制”七字，口外沿尖端镌小八分书“瘿瓢”二字。从他的诗句“去岁离家木初落，瘿瓢杖笠一车书”可知，瘿瓢是他挟管走天涯的随身之物。

及长，读到庄子《骈拇》一章，才知道瘿与骈拇枝指都是无用之物。再读《逍遥游》《人间世》，有大瓠、大樗、社栎、大木之说，都是无用而有大用、无用而全寿之物。瓠者，瓢也；全寿意则与其字“恭寿”合，山人之号隐喻他怀才不遇、退隐全身之意。

山人曾撰一联云：“半榻炉烟邀素月，一帘风雨读南华。”可见他对《庄子》是情有所钟的。其后又诵其诗，观其画，味其书，想见其为人：貌清癯，状昂藏，早聪慧，心地清，天性笃，衣衫蹁跹，不计利禄……其实，两位宁化知县对这位老画师作过极为精彩的描绘，许齐卓《瘿瓢山人小传》：“长短篇什每乐以示人，仓遽忙迫，牵人手，口喃喃，诵不休。或遗忘，则回首顾其徒曰：云何，云何……”陈鼎《黄山人〈蛟湖诗钞〉叙》：“画已，辄睡。颇嗜果饵。睡久不起，撼醒之，贻以时果，则跃起弄笔，神益壮旺。每题画毕，必凭几棹头，往复吟哦，不能自已。”

数百年后，其天真、至性、落拓之气仍跃然纸上。故其后又览其平生，出入其间，我读出了他生命轨迹中的三重矛盾——

超轶与谐俗。山人年16时，别母离家，步行4天，到180余里外的建宁学画，寄居寺庙，风雨晦明，孜孜以求，一年有余就能传师笔法，鬻画供母。走出小小的翠华山脚，不能不说是一次小小的突破。

后来，同里先辈张容望看了他的画作说：“不能诗，一画工耳！能诗，则画亦不俗。”于是，山人“折节发愤，取《毛诗》、‘三礼’、‘史汉’、晋宋间文，杜韩五言及中晚唐诗，熟读精思，膏以继晷”。他老年时期的古体长诗，驰骋才气，满纸烟云，富于学养，是厚积所致。从一粗鄙小画工而登诗书大雅之堂，此又一突破。

33岁后，山人开始长时间的漫游，结交名士艺友，博观众家笔法，师其匠巧，又复纵横其间，踔厉风发，不名一家，不拘一格，此时山人已不仅能工人物，于山水、花鸟笔下亦得造化意。从一人物画专才而至于全能而至于诗书画三绝，此突破之三。

更值得称道的是，山人独辟蹊径，别有所创，比如打破传统衣纹的十八描，打破“四王”山水画的披麻皴擦法，还有以草书笔法入画，传扬大写意画法等，终至于卓然当代，垂名后世，此突破之四。

然而，山人毕竟是一个文人化的职业画家，必须靠卖画养家糊口，因此他的创作总是要服务于顾客的需求和品位，甚至迁就当时社会流行的审美观。山人在回忆选择绘事为职业时，曾自道：“（母）抚某既成人，念无以存活，命某学画。又念惟写真易谐俗，遂专为之。”在简笔山水画《绝壁孤舟图》中也流露过这样的苦衷与无奈：“而如此种甚少，盖人亦不好，予亦不作。李君爱之而藏之，赏识于牝牡骊黄之外，永为鉴别之士。”

大致在元代，中国绘画就出现了文人画、宫廷画、民间画的分野。文人画中元代倪云林主“逸气”，明代董其昌主“士气”，后经青藤、大涤子、八大山人探索光大，绘画逐渐从充实走向空灵，从写神走向写意，从师造化走向法心源。从这个角度看，山人那种绝对的精神性灵化的“逸品”在比例上来说相对少了一些，而考查山人现存的画目，倒不乏一些机械性的重构，少了几分“艺”，多了几分“术”。

济世与退隐。非常有趣的是，山人的诗与画在思想内容上构成了一定的互补关系。比如，他的诗歌中很少吟咏国家大事和民生疾苦，而在绘画作品中经常表现渔翁、樵父、舟子、纤夫、农人、绩妇、盲叟、盲妇。他的绘画主观审美的表现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他的诗歌则能充分地实现“畅神”和“自娱”的目的，早期的诗歌时露锋芒和愤怒的色彩，如其《杂咏》云：谲语类忠言，是非辨谗谄。空中悬一剑，涂密令人舐。

推其原因，应当与他贫穷困顿的年少经历有关。14岁时，父亲客死异乡，两妹相继夭殇，幼弟襁褓失乳，家中绝粮无着，饱尝生活的艰辛与世情的冷暖。随着境遇的变迁，他的诗歌也因之而发生改变：交游酬唱，旅况穷愁，亲戚情话，美景风物……主题变得更加集中、反复，贯穿之一的就是济世成名与退隐独善的思想矛盾。

山人少负“志士当自立以成名，岂肯居人后”之志，但“徘徊歧路屡吁嗟，空教髀老据鞍痛”，形势比人强，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使他“相对呜呜歌击缶，壮怀拔剑斫地酣”，甚至愤激地写下“千古茫茫事，都归一钓翁”的句子。种种不如意让他的退隐之情油然而生，如《扬州元日》云：归去故山麋鹿友，好从春水卧云房。

雍正年间，还一度随安徽诗友程文石学道家修炼导引之术。即便如此，山人似乎不会甘于退隐林泉，寂寞自守。后来他又反思道：“丹砂哪有长生诀？文字因知不死方。”明言文字才是他的千古不死之事。山人六七十岁了，尚存有老骥之志：“不知衰老至，犹自问金台”“可怜盛世成肥遁，孙弘六十之遇长唏嘘”，以乐毅、公孙弘自比，肠中荡漾着一股执着的热气！还是友人王步青了解他：“余观山人，至性悱恻，顾浮沉诗画以知名，其心亦良苦矣。”

流浪与回归。山人首寓扬州，初到时暂住旅店，翌年迁至三山草堂，行3年，又迁至刻竹草堂和双喜堂，翌年又迁至美成草堂。6年凡五迁。

1727年5月，离扬州返闽接母，8月抵宁化，耗时3月。1737年春，携家奉母离扬州归闽，1737年春抵宁化，耗时2年。在永不停歇的脚步中，山人扩充了自己的眼界，增加了自己的见识，在与各地名流的酬唱应和以及切磋交流中，提升了自己的诗书画艺。竹杖芒鞋里，有时连除夕元旦都在途中船上度过。流浪的疲惫、儿女的亲情勾起了他无尽的怀乡梦，如《途中留别吴湘皋》云：半生作客客多年，何日归耕改蔗田。

然而，山人永远喜欢“在路上”的感觉。只有“在路上”，他的生命才健旺，散发光泽，以至81岁了，还骑着小毛驴，行走在闽西北“路隘林深苔滑”的驿道上。（惭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