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司马光“才德”之辨

《资治通鉴》第一卷《周纪一》云：“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明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我们知道，《资治通鉴》中有很多“臣光曰”，都是司马光以皇帝为受众所表达的思想。而上引内容是第二个“臣光曰”，自然是他字斟句酌的结果。司马光说“才”跟“德”的“异”，在当时的“世俗”人那里都“莫之能辨”，但他认为严格区分两者很有必要，所以郑重其事有所阐发。

司马光的意见一度遭到朱子强烈反对。《朱子语类》第134卷记录了朱子跟学生关于这个问题的多次讨论，都是指名道姓以司马光的说法为靶子的。我们归纳朱子的诸多根据，他不以为然的理由显然是说，司马光开启的这种全新用法，跟上古汉语中“德”的内涵难以吻合。就是说，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语言符号，但是朱子和司马光分别用以对应的概念，本身就有巨大差异。

朱子所举的例子，全部出自先秦典籍。从训诂学立场说，朱子的看法当然正确。因为在先秦汉语中，“德”这个概念的内涵结构里的的确确包含了“才”。相关书证车载斗量，总之，在先秦“德”的概念逻辑中包含认知能力强的因素。如果用后世“德”的意思来理解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两汉文献，必然是圆凿方枘、窒碍难行。

问题是形势比人强。司马光认为，如果不对“才”“德”有所区分，如果还把这两个概念掺杂在一起，就会严重影响思想的缜密表达。事实上，朱子本人也没法逃脱这种时代环境。《朱子语类》记录的是朱子跟学生的学术交流，其中使用的只能是当时的语言。譬如朱子所谓“有德底才”这类说法中的“德”，就已经是司马光所谓的“德”了。因为如果仍然采纳上古用法，如果“德”本身包括了“才”，那么“有德底才”就等于说“有才的才”。这是同语反复，是不知所云的废话。

更能说明朱子与时俱进的，是《四书集注》的相关用法。《论语集注·公冶长》：“佞，口才也。仲弓为人重厚简默，而时人以佞为贤，故美其优于德，而病其短于才也。”“优于德”“短于才”正好相对，可见朱子也开始严格区分“德”跟“才”。

《论语集注·宪问》：“或问：‘管仲、子产孰优？’曰：‘管仲之德，不胜其才；子产之才，不胜其德。’”《论语集注·宪问》：“尹氏曰：‘骥虽有力，其称在德。人有才而无德，则亦奚足尚哉？’”朱子引用别人的话对“才”“德”加以区分，一方面说明他赞同这种全新用法，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用法已经被大家普遍接受。

《论语集注·述而》：“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君子，才德出众之名。”《孟子集注·滕文公上》：“豪杰，才德出众之称，言其能自拔于流俗也。”如果“德”包含了“才”，“才德出众”的“才”就是多余的。所有这些例子足以说明，朱子对“才”“德”的严格区分，在《四书集注》中是系统性的，而非随意地偶一为之。

从语言发展的角度说，从《资治通鉴》到《四书集注》，正好就是“德”的内涵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司马光大声疾呼“德”跟“才”不应混淆，必须加以区分，是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不能审才、德之分，思想上的糊涂势必带来政治上的可怕后果。语言有社会性。所谓“世俗莫之能辨”，说明当时的主流用法还是对这两者不加区分的。

而到《四书集注》，这种区分分明已经确立。在《四书集注》中，《四书》使用的是需要解释的对象语言，《集注》使用的则是用来解释的元语言。在这种关系中，元语言只能是当时人正在使用的语言。可见，朱子最后还是以实际行动接受了司马光的意见。接下来，到明清时期，因为《四书集注》成为参加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成为所有读书人的必读书，“德”“才”区分在汉语中正式定型。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渐进过程。在宋朝以前，“才”“德”对举的用例，屈指可数。而且，在这几个绝无仅有的用例中，几乎都是对文修辞。就是说，两者可以互换使用而意思不变。在稍微扩展一点的语境中同样如此。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曹操的用法。他提出“唯才是举”的著名口号，多次用朝廷诏书的形式，动员地方官员推荐有“才”之人。

耐人寻味的是，根据这些诏书中的用语，他所谓的有“才”之人，也包括“至德之人”。这个“至德”的意思，跟上古用法一脉相承，指的是超凡脱俗的见解、深刻全面的思想。就是说，这个所谓“至德”，恰恰指“大才”。那么，在那个时代，跟能力相对的人品概念，用哪个语言符号来表征呢？是“行”。

回头再说，司马光上面的那些论述，正好解释了笔者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偏偏就是“德”这个语言符号，后来取代“行”而用以指称人品呢？司马光的说法让人恍然大悟，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

《资治通鉴》是以“三家分晋”开篇的。这是划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的主要标志。为了说明这一划时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司马光回顾了韩赵魏三家是怎么打败智伯的。根据历史记载，智伯的“才”极为出众，因为他很多方面都“贤于人”。本来，当时晋国的四大家族中，智伯实力最强，而且掌握着晋国的国家机器。但是他对自己的能力“以不仁行之”，最终却反而被其余三家灭了族。司马光认为智伯败就败在“才胜德”。那么，他的“德不足”表现在哪里呢？具体说就是作风霸道，举止轻佻，情商太低，不懂得团结人，没法得到大家一致拥护和爱戴，总之不会当领导、带队伍，结果只能是“失人”。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早期中国“德”的核心内涵本来就是指领导力，然后才进一步引申出影响力、感召力、凝聚力、卓越的头脑、高超的判断力、优秀的本领等意思。就是说，正如朱子所证明的，作为领导力概念的“德”本身包含了“才”，甚至主要指的就是“才”。现在司马光倡导区别“才”“德”。他的思路，是把原来的“德”的意义结构分成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与个人业务能力有关，他单拎出来加以独立，然后重新称之为“才”。剩下跟人打交道、处理人际关系的那部分能力，尤其是让大家追随你、跟你走的那部分能力，他建议保留“德”的名号。

“德”的这种用法，跟先秦的内涵比较起来，既有演化变异的一面，也有继续沿袭的一面。（薛孝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