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多语种碑刻见证民族融合

从古至今，中国始终是一个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清承明而来，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在幅员辽阔的版图上，生活着包括汉、满、蒙古、藏、回等诸多民族，各民族相互接触、不断融合，可以说一部清史，便是各民族相互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而这部历史，以汉、满、蒙古、藏等诸多语言记录下来，特别是散落在各地的多语种合璧碑刻，如史书一般保留至今，向我们讲述着各民族融合的历史。
　　清朝所遗留的多语种合璧碑刻，在形制上有以汉、满两种文字合璧者，亦有以汉、满、蒙古三种文字合璧或汉、满、蒙古、藏四种文字合璧者，语言至多者，有以满、汉、蒙古、藏、回、托忒六体文字合璧。北京国子监前有一通六体合璧下马碑，其碑文即以满、汉、蒙古、藏、回、托忒六体文字进行书写。清以前下马碑碑文均为汉文，清代多语种碑文的出现隐含着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脉落。多语种合璧碑刻的内容较为丰富，有纪功碑、诰封碑、墓碑、寺庙碑刻等等，举凡多族群相互杂居，共同生活的地方，往往会有多语种合璧碑刻的出现。清代的多语种碑刻，往往多语同义，意即先撰写完成一种，接着再由精通语言的官员翻译成其他文字，但是往往不仅由一位，而是多位官员进行翻译，如崇德三年（1638）秋著成以汉、满、蒙古、藏四体文字书写，记述沈阳郊外佛寺建寺原委的《莲花净土实胜寺碑文》。档案中记载了此碑文的创作及翻译过程：“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撰满文，学士罗绣锦译汉文，弘文院大学士希福译蒙古文，多木藏固希译土伯特文，笔贴式赫德书”。这段记载说明了此碑文首先创作满文碑文，随后再进行翻译。一般来说，四体合璧碑文中，汉文与蒙古文均从满文翻译而来，藏文则从蒙古文翻译而来，因为精通藏文与汉文或精通藏文与满文的人员非常少，将满文碑文翻译成藏文，一般都要借助蒙古文的过渡才能实现，即将满文碑文译成蒙古文碑文，再由蒙古文碑文译成藏文，这说明民族融合其实是渐近式的。
　　多语种合璧的现象并非清朝首创，元代已经有蒙古、汉合璧或藏文单行的碑铭或行政文书。明太祖立国后，受蒙元政治遗产的影响，朝廷持续颁发藏、汉合璧的文书。清朝的多语种合璧现象既与承续元、明有关，亦与清朝从建立初期便与各民族积极沟通交流有关。清朝在建立初期与蒙古部族联姻，结成军事同盟，并且吸收借鉴蒙古族群的文化，满文便是在蒙古文的基础之上创制的，故而清初在颁行诏令文告时通常会同时使用蒙古文与满文两种语言。清廷在定都北京前，便与藏族佛教上层有一定的接触，特别是1642年藏族佛教上层派遣了一支庞大的使团前往盛京，密切双方的联系。随着清王朝定都北京并逐渐向西北拓进，多语种合璧的现象在官方行政中和民间生活中都变得愈发普遍，语言亦不限于满、汉、蒙古、藏。例如清乾隆年间编写的《钦定西域同文志》为满、汉、蒙古、藏、托忒、维吾尔六种文字的对照，成书于乾隆末年的《御制五体清文鉴》为满、汉、蒙古、藏、维吾尔五种文字对译的字典。
　　清代多语种合璧碑文的出现源于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现实，而清朝的统治者在面对拥有广阔疆域、多元族群王朝的历史现实下，亦为了彰显国家之大一统，文化之“同文盛世”，提出“同文之治”的治理策略。乾隆皇帝在其《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序中写道“天下之语万殊，天下之理则一”，各民族可以各用其文，只要背后的“理”一则可。清代，多族群、多语文及多文化共存，而清朝的统治者则希望诸部落虽各有风俗，但“统于一尊”，共奉清朝之声教。清朝统治者推行“同文之治”的治理策略，亦是促进多语种合璧碑刻在全国各地被建立起来的原因之一。清朝的统治者兴建庙宇、进行武力征伐，或进行封授等等，都会建立多语种合璧碑来彰显自身之功绩。例如北京内城大量的藏传佛教寺庙内均立有多语种合璧碑，内蒙古多伦兴建的多伦寺与汇宗寺前亦立有多语种合璧碑，清军平定入侵西藏的准噶尔人后，于布达拉宫门前镌刻的四体《御制平定西藏碑》。这些矗立在全国各地的多语种碑刻体现着清朝对于多元族群的认可与接受，亦从侧面反映出各民族在“一统无外”的大清国土下的文化渐近、习俗互融。
　　具体到每一块多语种合璧碑，它们不论作为“遗留史料”，还是考古材料，都见证着一段段民族融合的历史。清代多语种合璧碑文，往往以寺庙碑刻数量为多，源于清朝统治者积极推举佛道二教，赏赐大量银两、土地、财物用来修葺庙宇。自乾隆朝以后，修葺庙宇的支持者不仅仅是清朝有权势的旗人，亦包括民人，捐助人员多元化。为了组织进香、祭祀、捐修寺庙，名目繁多的“香会”应运出现。寺庙碑刻以多语种的形式大量记载旗民捐助、香会活动等清代各个民族相互影响、融合的社会生活。下文以康熙六十一年（1722）《御制崇国寺碑文》为例，尝试解读其背后所蕴含的民族融合的历史。
　　崇国寺自元朝起便为皇家所尊崇，有明一代，该寺成为汇集西藏或印度僧侣的“西僧香火地”，多次受到明代皇帝的颁赐。清顺治九年（1652），根据寺庙内藏文碑刻记载，该寺借助皇家之力重修，并且由藏僧拉松也失（Lha bsrung ye shes）负责监管，继续做利益众生之事。至康熙年间，该寺再度重修。康熙六十一年《御制崇国寺碑文》记录了寺庙第二次重修的历史。《御制崇国寺碑文》由阴、阳两面构成，阳面以满、蒙古、藏、汉四体碑文记述立碑缘由，阴面以蒙古文及满文两种文字记载请求建碑的蒙古王公大臣名号。碑文记载，康熙六十年（1721），诸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他布囊等请旨，重建寺以祝厘，圣祖因耗费巨大未允，蒙古诸人因崇国寺为前代名刹，规模具存，故而再次上书请求重修，终获允许，不逾年，崇国寺便在蒙古王公等的资助下竣工。该碑文阴面附有以蒙古文及满文书写，请求重建寺庙的蒙古贵族名单，其中包括大量喀尔喀蒙古的贵族。自康熙三十年（1691）多伦会盟后，喀尔喀诸部归附清朝，密切了清廷与喀尔喀三部七旗的关系。喀尔喀贵族请求重建崇国寺碑，一方面体现喀尔喀蒙古族与清廷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说明喀尔喀蒙古归附清廷之后仍然信奉藏传佛教。喀尔喀蒙古尊崇藏传佛教是蒙藏两个民族互相融合的结果。
　　多语种合璧碑不仅在内容上展现着一个个民族融合的历史故事，在碑文具体文字上亦体现了各民族的相互借鉴，共渐共融。仍以上述崇国寺碑为例，“崇国寺”藏文拼写为khrung kwo zi，蒙古文拼写为cüng gün si，满文拼写为cung guwe sy miyoo，藏文、蒙古文和满文都是对汉文“崇国寺”的音译，而满文还运用了miyoo这个字，其实就是对汉字“庙”的音写。汉文碑文中，运用了汗、台吉、他不囊等字，这些字都是对蒙古文qan，taiji，tabunang三个字的音写，在藏文中，亦写成phran，tha’i ji，tha bu nang，亦为对蒙古文的音写。最有意思的是关于“西藏”一词的翻译。在该碑文中，汉文所写的西藏，藏文译为nub phyogs kyi bod，蒙古文译为t?bed，而满文写为wargi dzang。西藏一词并非古已有之，藏族人称现今拉萨地区为“卫”（dbus），日喀则地区为藏（gtsang），将藏区一般简称为卫藏地区，明朝称西藏为“乌斯藏”，其实就是藏文dbus gtsang的音写。清时满文文献中，逐渐出现了wargi dzang 一词，直译便是“西藏”。相应清朝汉文文献中亦开始广泛利用“西藏”一词代表西边藏族人生活的区域。有学者认为汉文之“西藏”来源于满文之“wargi dzang”，是对满文的翻译，亦有学者认为“西藏”一词的出现来源于“西番”，因“藏”与“番”混用。无论哪种解释更为准确，“西藏”与wargi dzang的对译体现出汉、满两族语言上的相互借鉴。蒙古文译西藏为t?bed主要是承袭突厥人对西藏的称法。而在这块碑中，藏文碑将西藏译为nub phyogs kyi bod，直译为“西方之藏族人”，可以说是对满、汉两种碑文的理解与创新。像这样的不同语言之间相互借鉴吸收的例子还很多，各民族在多种语言的互译、学习、创新中，丰富语言的内容，加强了民族间的交流。
　　有些多语种合璧碑在碑文内容及语言上比较简洁，但如果对这些碑文产生的背景以及其背后所描写的人物进行考察，则会发现简洁文句背后隐藏着丰富的历史事件，这此事件体现着民族交流与融合。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份名为《和硕显谨亲王碑文》的拓片，碑文以满汉两种语言书写，是为纪念显亲王而撰写的墓志铭。碑文中，汉语语言华丽，对仗工整，满文语言表达准确，语义明了。其内容比较简单，主要是为了纪念墓主人，对其生前事迹叙述较少，笔者于文献中进行查找，发现这位显亲王便是清初肃亲王豪格的后裔衍璜。衍璜生于康熙三十年（1691），卒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在政治上建树不多，但在文学、佛学方面有所贡献。衍璜自幼勤奋好学，雅好诗礼，喜好读书藏书，其曾为亡妻撰写《显亲王悼亡诗稿》，情真意切，可见其汉文水平之高。自亡妻后，衍璜笃信佛教、潜心内典，曾与驻京札萨克喇嘛锡哷图呼图克图学习藏文，通藏、梵音韵，并撰辑、校订、翻译多种佛典。衍璜在翻译校订佛典中，往往并不是依据一种语言之佛典进行校订，而是以藏文、汉文两种语言的佛典为基础进行校订翻译，特别对于经文中的陀罗尼部分，他认为原经文汉译所用字，有古今地域之不同，读者不能准确读出梵音，因此依照《同文韵统》，用特制对梵藏音韵之满蒙专字，标注准确本音。衍璜本人虽为旗人，却身体力行地学习汉文化，学习藏、梵音韵，虽说衍璜本人的生平经历在清朝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清代，习汉语、掌握梵、藏音韵的旗人必不在少数。
　　清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清朝统治者深悉多族群、多元文化并存的历史现实，推行“同文之治”的治理策略，使得不同族群的文化能够共存共融，生活在其中的民众亦能吸收不同的文化，实现文化创新与感情互融。多族群、多元文化历史现实下产生的多语种碑刻，反过来又在记载讲述着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魏建东）